“從與鄧玉嬌會見當天中午，我就再沒機會與鄧玉嬌母親詳細面談過，我們都是在政府網站上看到雙方解除委托關系的。

　　我是鄧玉嬌案偵查階段的代理律師，所以沒有取證權，只能請求警方協助。我也沒有權利看警方在案發現場的詢問筆錄以及尸檢結果。”

　　23日，巴東政府網上高調宣布鄧玉嬌母親與兩位來自北京的代理律師解除委托關系后，律師夏霖說自己“被打了一悶棍”，昨日上午才“回過神來”。昨日凌晨5時，夏霖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了第二篇聲明，稱：“老子也是高倉健式的人物，無論如何，都將耗在巴東。”

　　從23日下午開始，鄧玉嬌母親與律師夏霖失去了聯系，雙方還沒有正式辦理解除委托關系的手續。近兩日，鄧玉嬌母親的電話一直處于關機狀態，律師多次聯系不上。

　　從業20年來第一次哭

　　記者：5月21日，您與鄧玉嬌會面完畢出來時，為什么哭了？

　　夏霖：本來我以為一出拳就可以把案子做實了，你要知道，按當時的情形發展，這案子當天就能破。

　　與鄧玉嬌會面當天，我早上心情還是很愉快，你見我出來的時候還打了個“V”字形的手勢，因為當時，我腦海里已經形成了證據鏈，有把握迅速拿下這個案子。

　　中午吃飯時，鄧玉嬌的母親張樹梅說要回家給鄧玉嬌拿藥，當時我遲疑了一下，因為有很重要的證據在她手上，但她執意要走，并說好馬上回來，我就答應了。

　　下午2時30分接著會見鄧玉嬌，我進看守所的時候，張樹梅還沒返回。下午5時40分左右會談結束，你們可以看到，我出來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處找人，一看張樹梅不在，感覺壞了。所有的希望全部落空，一下情緒就失控了，哭了出來，這也是我從業20多年來第一次。

　　我調整了一下，希望能趕快到鄧玉嬌家保護現場，但已經來不及了，后來聽說，當天下午5時，張樹梅已在警方的陪同下回家“拿了東西”，第二天張樹梅說她21日當晚把這些重要的證據(鄧玉嬌的內衣內褲)全洗了。

　　沒有取證權只能求助警方

　　記者：為什么21日當天沒有封存這些重要證據？

　　夏霖：我是鄧玉嬌案偵查階段的代理律師，我沒有取證權，只能尋求巴東警方的協助。其實這是一個重大證據提取遺漏，你作為專業技術人員，怎么會想不到去提取？

　　記者：23日凌晨，巴東官方網站上宣布鄧玉嬌母親與您解除協議，當時您知情嗎？

　　夏霖：我如同被人打了一悶棍，我又不是政府部門請來的律師，怎么能由他們提出解除代理協議呢？

　　委托協議還沒有解除

　　記者：您現在已經和鄧玉嬌母親解除協議了嗎？

　　夏霖：說是解除了，還沒辦手續。鄧玉嬌母親應該來見我，要面對面地談判解除？面都沒見，怎么解除協議？

　　從21日中午到現在，我一直無法與鄧玉嬌的母親暢通聯系。23日看到解除協議的公告后，張樹梅打電話給我說，這不是她的本意，要求面談。那天，我就在這里坐著等，結果到了下午4時，她突然打電話說要解除協議。再后來就關機了。

　　如果鄧玉嬌母親執意要解除協議，我也沒辦法。不過，她到現在也沒和我聯系，我還是鄧玉嬌的代理律師。我是事發后除警方外唯一見過這個女孩的人，我知道她的事情，知道了我就有責任，我要盡快救她出來。

　　這是20年來最難的案子

　　記者：您是怎么接下這個案子的？

　　夏霖：是北京法律界的一個EGO組織看到了這個案子。因為是刑事案，所以他們就推薦我過來了。

　　記者：這個案子難在哪里？

　　夏霖：這是我20年來碰到的最難弄的案子，因為我不知道我的對手在哪里。

　　記者：有人說您接手鄧玉嬌案有作秀的成分，您怎么看？

　　夏霖：(吃驚地看了記者一眼，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