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的維權行為缺少快捷有效的途徑、缺少政府官員、法官的尊重和重視，所以造成“跳橋秀”的屢屢發生。與其說“跳橋秀”者綁架的是公共利益，倒不如說是“綁架”了地方政府部門的既定思路和慣性行為。

　　廣州海珠橋連續發生跳橋風波，引起輿論的熱議，廣州市信訪局局長黃周海日前在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透露，4月1日以來的12個跳橋當事者中,沒有一位通過信訪表達過自己的訴求(5月26日《南方日報》)。

　　威脅跳橋者有明確的解決問題的訴求，且尚未聽說誰真的丟了性命，因此，這種行為不被看成走投無路下的自殺，而是一種“秀”。它被解讀成在窮盡所有救濟渠道前錯誤采取的激進維權方式，是為“私利”而綁架“公共利益”的非理性行為。在“跳橋秀”頻頻上演之后，飽受交通封鎖之苦的當地民眾已感到疲倦，對“演員”們同情者雖仍有之，厭煩者也不少，于是有了老伯推人墜橋的悲劇。

　　維護個人權益卻影響了公共交通，“跳橋秀”這種方式太過極端，它透支了公眾的惻隱之心，引發執法部門的震怒，維權者的目的也往往欲速而不達。這種方式不應該得到鼓勵。

　　但比單純的批評更重要的是，如何來防止“跳橋秀”頻繁發生。跳橋者是吃飽了飯沒事做，不顧危險爬上橋去戲弄公眾嗎？事實當然并非如此，他們弱者的本質首先應當得到承認。海珠橋4月以來的“跳橋秀”，起因包括車禍肇事犯逃逸索賠無門、醫療糾紛、拆遷賠償不合理、果林遭砍伐等，都是嚴重影響生活的民生問題。而上演“跳橋秀”，只不過是在維權無門的情況下，爭取一個解決問題的機會。

　　本來，我們的制度設計中，并不缺少權益受損的救濟途徑。比如可以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方式要求公安、民政等行政部門改變行政不作為的做法，比如符合條件的糾紛和爭議，可以向法院起訴尋求法律的保護。更可以通過信訪渠道反映各種各樣的問題，對有關部門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但在實際運行中，制度落實卻常常不盡如人意。

　　司法途徑程序復雜、時間長，對主張的事實需要提供證據，執行存在難度。信訪局局長說這些人都未來信訪，可是,信訪制度雖給了群眾“喊冤”的權利，但并沒有給予明確的解決承諾。在操作層面上，它的程序不確定，過程和結果缺少可預期性，帶有碰運氣的色彩，因此并不被認為是一種可靠的矛盾解決方式。而一些政府部門、司法部門在民眾“求告”時，是否都能做到急民眾之急及時公平地處理糾紛，從現實經驗上看值得懷疑。所以，一旦民眾的維權行為缺少快捷有效的途徑、缺少政府官員、法官的尊重和重視，就會造成“跳橋秀”的屢屢發生。

　　而“跳橋秀”真的可以幫助維權者解決問題嗎？應該說曾經的成功者給了后來者希望。海珠橋之所以成為“跳橋秀”圣地，原因之一據說始作俑者獲得了有關部門的重視解決了問題。因此，維權者自然想到用些“非常手段”，為了社會的穩定，有關部門常常特事特辦，其工作熱情和責任心也會跟著突然高漲，乃至什么樣的困難都能克服，什么樣的問題都能解決。因此，與其說“跳橋秀”者綁架的是公共利益，倒不如說是“綁架”了地方政府部門的既定思路和慣性行為。許多地方政府部門處理這類問題上的習慣，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勵了“跳橋秀”的上演。

　　□于建嶸(社科院農發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