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薪之路

　　傅家坡“跳樓”事件讓章俊在農民工圈子里出名了。不管怎樣，他成功地實現了在別人看來不可能實現的討薪之路。并且，帶著錢，回家過年了。

　　于是，他的新生活開始了，他有了一個26歲的新女友，在新女友眼中，他聰明、善良、樂于助人。

　　但他仍然住在那間潮濕的小房子里，只有8平米，沒有地方晾衣服，也沒有單獨的洗手間。一個月130元房租，加水電費一共150元。他說，“我也是靠打工賺錢啊，又不是專門跳樓討錢的。”

　　只是來這間小屋找他的人越來越多了。從這些人口中，章俊掌握到的信息是——“武漢跑賬的老板至少有十幾個，加起來欠的賬至少有五六百萬。”他喜歡結交農民工朋友，他說，“假如有一天，我還可以東山再起的話，還可以叫這些朋友過來幫忙。”

　　這些農民工朋友常常會遇到和章俊相同的問題——要不到錢。尤其像他這樣的“小包”，就更難做了，他們上有“大包”，下有農民工兄弟。老板卷錢跑了，農民工兄弟又不能不吃飯。

　　記者了解到，早在2005年5月，武漢市清欠辦就規定，“農民工工資將直接發放到本人，并且按月結算。施工企業如有隱瞞事實或有意克扣工資者，處以2000～20000元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但在章俊看來，建筑行業的層層轉包的深層次問題，不是一個行政命令就可以解決的。“很多農民工對包工頭都很信任，連欠條都不打。”而這也成為日后維權異常艱難的原因。

　　章俊“不得不”又“導演”了幾次“跳樓討薪”。他總結出的程序是：首先，去找欠賬公司，了解情況。其次，挑選合適的日子，最好是節假日之前。然后，召集討錢的人，聲勢越大越好。地點是不用挑選的，誰欠錢就到那個樓上跳。只有這樣，公司才會出面，便于現場解決問題。

　　最后，是現場的分工協作，幾個人去跳樓，最好不少于5人；其余的人在樓下接應，偶爾還會打出標語。

　　然后，找人給媒體、勞動局打電話，有時給110打電話。

　　另外，他還找到了一個更高效的手段，直接給市長熱線打電話。

　　章俊說，站在地上的感覺和站在樓頂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他會為樓頂上的兄弟們擔心，不讓他們搞得太危險；他也只給媒體打電話，不再親自撥打110，因為他怕自己違法被抓走。

　　他甚至開始預計后果——在半個月之前的一場“跳樓秀”中，他提醒大家要做好被拘留15天的準備，因為跳樓的地方太繁華了，“可能會擾亂社會秩序”。

　　但要是能討回幾萬塊錢，即使被拘留15天，他也愿意。在他的印象中，武漢從沒有拘留過跳樓的人，因為“警察也同情農民工”。最終，這場“跳樓秀”以皆大歡喜的方式收場。

　　農民工拿到了工錢，公安局對每個農民工罰款100元。“本來是要罰200元的，但他們太可憐了，就只罰了100元。那些農民工還挺配合處罰的，比我預想的要輕一些。”章俊說。

　　之后，他對媒體的理解，也越加深刻。他很清楚當地的幾家報紙是什么風格，還知道“房地產養活報紙”，而他們“跳樓”又常涉及到建筑行業，所以一些媒體就不會出面，或者稿件被“公關”掉，他也覺得“可以理解，只要把錢要回來就行”。

　　他總結自己導演的幾次“跳樓討薪”：記者來了，次次都成功；記者不來，次次都失敗。

　　“導演”成名了

　　章俊的名聲在武漢的民工圈子中越來越大。2008年5月，又一場“討薪跳樓”在醞釀。

　　蘇五能，與章俊相識于朋友的生日會上。兩人交情甚好。陳天兵，和蘇五能一起干活的另一個“小包”。

　　此三人，因為一起拖欠款團結在了一起。欠錢的是東西湖的“將軍花園”。這個小區早已交付使用，商品房均已經銷售出去，一樓的門面也開得紅紅火火，但他們的工錢，遲遲沒有拿到。

　　他們同樣用盡了各種方式——勞動部門、法院，陳天兵還跑到“大包”家里去找了十多次。始終沒有結果。

　　于是最終，一切按照章俊的“套路”進行：一、蘇五能帶章俊去公司了解情況，但公司已經人去樓空。二、時間：選擇在5月27日——端午節前一天。三、地點：就在“將軍花園”D區8號樓。四、人物：三個“小包”各帶了十余人。五、分工：5人上樓，其余人在樓下圍觀。章俊給媒體打電話，其他人給勞動局和有關部門打電話。

　　章俊回憶，他當時只對蘇五能說了一句話，農民工就上去了。那句話是，“你按照我那個方法搞啊，跳樓引起人們關注，我去找記者來。”

　　蘇五能則說：“是他們自己要上去的。我一直喊他們下來，他們不聽。說不給個說法不下來。”

　　一切也似乎都在按照章俊的設想進行。媒體到了、民警到了、房地產商到了……勞動部門答應他們認真調查此事之后，他們從樓頂上走下來。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在現場，記者們又一次看到了章俊。在他們的記憶中，章俊總是出現在跳樓討薪的現場，也總是給報紙報料，是個“熟人”。記者的敏銳讓他捕捉到了異樣的氣息。他們感覺，眼前這個人可能是跳樓討薪的幕后策劃人。

　　讓章俊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記者這次的報道對象，從跳樓的農民工轉向了他本人。

　　第二天，《長江商報》的頭版新聞是——《男子導演9起民工集體跳樓秀，5次成功討回錢》。章俊上午9點多買到了報紙，他說，“看得我頭皮發麻。這次玩大了。”但蘇五能安慰他說，“我們需要你這樣的人，討錢時心里才踏實。”

　　11點多，章俊陸續接到100多家媒體的電話。“媒體真的好快啊！說希望采訪一下，我那個時候不敢接受。”

　　“這次鬧這么大，搞得我自己還蠻害怕，嚇得我都不敢開手機了。一個蠻普通的人，突然一下，你說這么多媒體，突然找你，你說這個感覺……你們都蠻大的影響力，我本來是蠻喜歡看新聞的，聽說你來找我，我心里發毛啊……”在本刊記者預約采訪時，他不斷要求匿名。見面前五分鐘，他給記者電話說，“你不許給我拍照和攝像啊，不然我不來了。”

　　在采訪過程中，章俊的手機響了好幾次。期間，他幾次收到央視《新聞會客廳》的采訪邀請。他時不時地問記者，“你說我到底去不去呢？要是去了，你說會有政府部門幫我們解決問題嗎？”

　　他又問，“你們雜志的影響也挺大的吧，溫總理能看到嗎？以前他就幫那個熊德明的老公討回了工錢。”

　　他還問，“你說以后要是還有人要我幫他們這個忙，我該怎么辦呢？”

　　稍許，他又自言自語，“畢竟我沒殺人沒放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