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鏈接:近日，吉林省松原市扶余縣兩名女教師向考生出售高考作弊用的接聽、接收工具而被刑拘的事件，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據本報6月16日一版報道，此案中教師的“上線”其實在高考前已被公安機關抓獲，并認定劉艷華是其交易鏈條上的三級代理。吉林省松原市公安機關國內安全保衛支隊副支隊長馬宏哲表示，警方正通過交易鏈條向下追查，購買及使用者是重點調查對象。他表示，一旦追查到學生高考中使用作弊器材，將會同教育部門取消其高考成績，并追究刑事責任。

　　高考作弊事件越來越受到公眾的關注，買賣以及使用作弊器材的人員可能承擔什么刑事責任，構成何種罪名，不能不引發人們的思考。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王作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大肆銷售考試作弊用的竊聽、竊照器材的行為社會危害性很大，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應當給予刑事處罰;而對于僅僅購買作弊器材的學生家長或考生則不應受到刑事處罰，對于使用作弊器材接收考場外所傳答案的考生，一般也不宜追究刑事責任。

　　現有刑法條文制約了打擊非法生產、銷售竊聽、竊照器材的行為

　　刑法中與這些考試作弊器材有關的罪名有兩個:一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條規定的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二是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規定的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一些媒體報道的考試作弊器材是否可以納入間諜專用器材或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的范圍?這兩種“專用器材”的范圍有何區別?對此，王作富指出，1997年修訂刑法時，設立這兩個罪名主要是針對當時一些人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和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侵犯公民隱私、偷拍他人行蹤，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什么是間諜專用器材?《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第二十條規定為用于間諜活動特殊需要的下列器材:1.暗藏式竊聽、竊照器材;2.突發式收發報機、一次性密碼本、密寫工具;3.用于獲取情報的電子監聽、截收器材;4.其他專用間諜器材。王作富認為，兩罪所稱的“專用器材”有所不同，其中間諜專用器材的范圍更大，但現在看，當時對這些專業術語沒有過多推敲，并不是太嚴密。比如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條規定的間諜專用器材中的竊聽、竊照器材與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規定的竊聽、竊照專用器材有何區別，就沒有太多考慮，而實際上，僅對“竊聽、竊照專用器材”來說，兩罪規定的范圍應該基本是相同的，因為“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當然能用于間諜行為。既然加上“間諜”這個限制詞似乎意義不大，而且由于“間諜”一詞可能引起爭議而會制約打擊非法生產、銷售竊聽、竊照器材的行為，所以王作富建議對刑法的有關規定以后要作出適當的修改，比如可以取消“間諜”一詞，改用其他稱謂。

　　對接收答案的器材可擴大解釋為“竊聽專用器材”

　　對于最近報道的考試作弊器材是否屬于上述兩罪所指的“專用器材”范圍，雖然《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中沒有明確規定上述考試作弊器材為間諜專用器材，但是一些考場內考生將高考試題傳到場外的掃描或照相設備屬于“竊照”器材應該沒有什么問題，而接收考場外所傳答案的器材是否屬于“竊聽”器材則會產生爭議。對此，王作富認為，將上述作弊器材經過擴大解釋，可以認為屬于兩罪“專用器材”。擴大解釋是指在法律條文的含義明顯比立法原意窄的時候，作出比字面涵義更寬的解釋。從刑法本意來說，兩罪所規定的器材均是因為其使用時具有秘密性，而且獲取的信息、情報等也是不應為行為人所知的，而上述考試作弊器材的使用符合刑法上述規定的本意范圍。具體說，接收答案的耳塞、橡皮(藏有無線電接受器)等既具有秘密性，又可以認為其可用于獲取情報等信息(試題答案能接收，其他情報當然也能接收)，與間諜器材沒有什么本質差異，可以擴大解釋為一種“竊聽”器材，最起碼屬于“竊聽、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的范圍。王作富指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類推解釋是指對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事項，就刑法中最相類似的事項加以解釋的方法。合理的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區別并非在于思維模式或認識方法的不同，而是在于解釋結構的差異，即解釋結論是否超過了合理限度。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對此類接收答案的作弊器材的解釋沒有超過合理限度，仍屬于擴大解釋的范圍。王作富還指出，并不是所有的考試作弊器材都可以解釋為竊聽器材，比如手機、呼機等通訊器材并非限制或禁止公民使用，考生利用此類器材作弊的，則不能將其解釋為竊聽器材。

　　對使用作弊器材接收場外所傳答案的考生，一般不宜追究其刑事責任

　　王作富指出，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規定之初主要針對的是侵犯公民隱私的行為，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用于其他目的的行為也會出現，比如目前的考試作弊。那么使用作弊器材接收答案的考生是否構成犯罪?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條規定，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造成嚴重后果的，才構成犯罪。有人認為，這里的“造成嚴重后果”是指由于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造成他人自殺、精神失常，引起殺人、傷害等犯罪發生或者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等嚴重后果。也有人認為，有以下情形的應屬于“造成嚴重后果”:(1)在全國統一考試中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的，如高考、研究生考試、司法考試等;(2)造成某一考區考試成績作廢，重新考試的;(3)以非法牟利為目的的。王作富認為，對使用作弊器材接收場外所傳答案的考生，如果僅限于自己利用，沒有擴散其違法行為的，不宜追究其刑事責任。他認為，打擊的重點應該是那些生產、銷售這些作弊器材的人。只要將非法生產、銷售環節管住，非法使用問題就自然解決了，為了有利于查處銷售人員，對使用者一般應按證人對待。但是，如果非法使用作弊器材的考生有大肆傳播答案、造成考場秩序混亂等行為，則另當別論。對于在考場內用竊照器材將考題傳到考場外的考生或其他人員，其行為將使更多的人進行作弊，嚴重擾亂考場秩序，應屬于“造成嚴重后果”，構成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同時，其行為也構成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由于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行為是故意泄露國家秘密行為的手段，所以兩行為存在牽連關系，按照牽連犯擇一重罪處罰的原則，應按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定罪處罰。

　　不難看出，生產、銷售上述考試作弊器材的人員將構成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但是這些人員往往還要獲得試題、提供答案，否則其銷售的器材就沒用了，而在其獲得高考試題的過程中，就會構成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那么這兩行為之間是否也存在牽連關系，按一重罪處罰?王作富認為，由于銷售器材在先，獲取國家秘密在后，兩者之間沒有特別緊密的聯系，而且也很難說銷售作弊器材的結果是非法獲取國家秘密，或者銷售作弊器材是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的手段，所以這兩種行為一般不存在牽連關系，應予以數罪并罰。(劉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