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現狀

　　在派出所里，當地政府領導以及警方與張文貴進行了兩個小時的談話，大致內容為法院劃撥存款是按程序執法。而張文貴攜母親到銀行哭鬧則是無理，輕者違法，重者犯罪。5月30日，由張文貴的幺公執筆，以張個人名義自愿寫了一份檢討書，遞交鎮政府和計生辦。在交納檢討書的兩天前，擠兌風波嚴重的28日，百勝鎮政府在銀行周圍張貼了通告稱，超生社會撫養費不會殃及親友，居民存款有保證。

　　隨著傳言被澄清，事態漸漸平息之后，張文貴也不再到銀行交涉。沒事的時候他會到對門和鄰居們打打牌。但是他仍然在想著“把事情搞清楚。” “這鎮子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超生，為啥就罰我們？”張文貴說，“這就是我不平衡的地方。”

　　在百勝鎮政府主抓計生工作的委員張在福看來，“百分之八十超生”的說法過于夸張。“從去年10月1日開始統計，到現在8個月，出生人口200多人。其中違反政策生育的才十幾個。”張在福說。但是，記者在當地接觸的居民中，“百分之八十”超生似乎并非虛言。記者以個人了解的情況追問張在福超生夫妻占夫妻總數的百分比。對方從抽屜里拿出一份統計表格，指著上面“秘密”二字說，“這個我肯定不能跟你說。”

　　百勝鎮上超生的兒童今年大多三至四歲，也就是說大都出生于2004年之后。當地育齡婦女向記者解釋，“2004年之前，每三個月做一次婦檢，在外打工的都要寄體檢表格回來。在街上查大肚子的。2004年之后就沒人管了么。”雖然張在福強調目前仍有季度婦檢，但他也承認，“如果婦女不去參加，我們沒辦法強制。”

　　2004年之前，與大陸大多數農村一樣，百勝鎮針對計劃生育一直有著嚴格的措施。“查孕查環，牽豬趕羊。”任當地計生辦主任已六七年的劉小鋒說。那時候，在每次婦檢前一天，由生產隊隊長將通知單發放到每一戶育齡夫婦家中，第二天，這些育齡婦女必須拿著通知單到鎮上的衛生院體檢，以證明沒有懷二胎或者私自“摘環”。“必須得有了醫院的婦檢登記才能過得了關。”鎮上的婦女們說。彼時，劉小鋒還是三十歲左右的小伙子，他每天的工作是“下鄉找大肚子”。然后用各種方式讓這些婦女到醫院把二胎做掉，或者讓一些已生過一胎的婦女裝上節育環。每天盯著婦女的肚子讓三十歲的劉小鋒“很不好意思”。2004年前后，涪陵區為打造重慶優質服務先進區，要求計生工作人員以更為人性化的方式“進行服務”。劉小鋒的工作從“孕后牽豬趕羊”變為“孕前宣傳和獨生子女獎勵”。現在，劉小鋒手下有大約6個工作人員，而每村都有一名計生專干。這些人員負責對育齡婦女進行計生宣傳。但是這樣的宣傳會議，很多村民因在外打工而無法參與。不再強迫上環和墮胎的“軟”方式在當地村民看來似乎意味著政府對于二胎的默許。“我們家住在鎮政府對面么，我老婆懷二胎的時候每天大著肚子從門口過，都沒人管么。”一位村民對記者說。據此，當地村民堅定地認為“要管就在大肚子的時候管，現在等生了再罰款，就是計生辦想要錢”。

　　而劉小鋒對這樣的猜測嗤之以鼻，“那是不可能的，我們收的社會撫養費全部上繳財政。我們的工資、獨生子女獎勵和節育手術費用都來自上面預算，去年有50萬。收支兩條線，罰款不可能有提留。”有村民向記者表示，他們所繳的社會撫養費出現過繳納兩萬只開一萬發票的情況。而劉小鋒稱“如若情況屬實，一定處理”。在計生辦要求提供當事人姓名的要求下，這些村民再不露面。

　　在計生工作由“硬”向“軟”轉變方式的前后，百勝鎮開始落實合并村鎮減少基層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當地生產隊進行二合一，隊長由兩人變為一人成為常態。工作量的增大伴隨著外出打工者的增多，讓基層管理者難以招架。計生工作最為嚴格的時期，新生兒上戶口必須出具計生辦的證明，而沒有繳納社會撫養費的超生子女難以入戶。隨著村民法律意識的增強以及上級部門對于依法行政的強調，當地派出所不再與計生辦“聯動”。超生子女入戶后，父母逐漸把社會撫養費拋諸腦后。經濟危機發生后，在外打工的很多村民陸續回到鎮上，當地計生部門開始對2000年以后欠繳社會撫養費的家庭進行征收。而每年5月到8月都是當地計生工作的大力宣傳月。所以，擠兌事件發生前后一周時間，大量超生家庭收到征收通知。

　　在劉小鋒看來，這次對張文貴賬戶進行強制凍結和劃撥有“積極作用”，“之前從沒有用過這樣的方式，這樣可以讓大家知道，不繳社會撫養費可以這樣強制執行。”劉小鋒對記者說，“這幾天已經有人主動來繳了。”

　　擠兌事件平息之后，鎮上已經恢復了往日的平靜，除了銀行門口張貼的通告之外，這場風波在表面上似乎沒有留下痕跡。張文貴準備“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回溫州打工”。

　　但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很多村民都表示，“錢是不會再存在那個銀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