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發出警告：當這個群體在城市達到一定規模、又不能順利融入城市生活時，就容易引發社會問題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張舵王恒志

　　云南怒江州23歲姑娘妮花已經外出打工3年了，這位在北京美京酒家當服務員的傈僳族姑娘對本刊記者說，村里大多數同齡人讀到初中就盼望著能外出打工，“因為在家務農一個月掙200元，我們在外打工一個月能掙家里四五個月的收入。”

　　2008年發布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5號)》(下稱農業普查公報)顯示，全國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70.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8.7%，分別比上一代農民工高出8.5個百分點和2個百分點。這個數字盡管有了提高，但同樣顯示出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較低，他們中大多數外出前沒掌握必要的專業技能，不了解工業生產或現代化服務業的基本規范。

　　改革開放以來，大批農民走出鄉村進城就業，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民工潮”。隨著時間推移，農民工群體開始代際更替，新生代農民工登上歷史舞臺。農業普查公報顯示，截至2006年底，中國農民工總量接近1.32億人，其中30歲以下青年農民工占52.6%。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日在北京、江蘇等地采訪時發現，盡管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已經遠高于上一代，但仍存在較大缺失空間，他們與城市勞動力差距正越拉越大。專家發出警告：當這個群體在城市達到一定規模、又不能順利融入城市生活時，就容易引發社會問題。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工作應作為一項國家戰略來抓。

　　越來越多的孩子棄學打工

　　15年前在北京成立的打工子弟學校——明圓學校，已經在海淀、大興等流動人口集中區域建立了四個校區，共吸納3000名農民工子弟就學。明圓學校一位負責人介紹說，雖然學校規模不斷擴大，教學質量不斷提高，但是學生初中畢業后打工的比例一直在1/3左右。

　　這位負責人坦言，很多學生和家長會用現實來反駁繼續上學的必要性，“說得我們無言以對”。有的家長說，孩子讀到大學出來在大城市一樣沒有工作，還不如中學畢業就出去闖，可以外出打工，也可以在父母身邊做幫手。

　　在明圓學校海淀校區附近的一條街道上，本刊記者碰到了15歲的王帥。王帥4歲時隨打工的父母來到北京，一呆就是11年。他在明圓學校沒有上完初一就輟學了，目前在家幫父母做烤魷魚的小生意。王帥說，父母決定明年就回老家安徽碭山了，自己則打算一個人留在北京，到時候自己租一間房子開始打工生活。“可能會做倒賣旅游門票的活兒，一天可以掙70塊錢，這樣一個月可以掙2000多呢！”

　　多年從事未成年人和農民工維權工作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麗華告訴本刊記者，近年來，接受過他們援助的農民工中，越來越多的人都流露出想讓孩子早點棄學出去打工的念頭。

　　佟麗華說，農民工父母自身的教育能力和整個社會大環境是決定新生代農民工教育程度的重要因素，“現在我們最擔憂的是在當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大城市就業機會更加不均衡，上了大學也找不到工作的現象越來越普遍，這樣會使更多的農民工家庭放棄子女教育機會，讓眾多初中畢業生早早地加入農民工大軍”。

　　大多從小就脫離農業生產活動

　　今年18歲的胡德歲來自山東菏澤市的一個農村，他初中沒畢業就出來打工，先后在保定、沈陽做裝修和焊工。2009年春節過后他跟隨同村的一個堂哥來到北京，在良鄉的一家太陽能產品工廠打工，每個月的工資七八百元，管住不管吃。

　　“這里工資不高，但我來的主要目的是學習機電和光電兩項技術，畢竟學到手的手藝就是以后的飯碗。”他說。胡德歲前幾年跟人學過焊工，但沒進入技校學習。去年有個造船廠招收焊工，待遇也挺好，但由于沒有焊工等級證書，胡德歲沒去成，這件事讓他后悔當初沒有拿個文憑。“在這里再呆半年如果學不到技術，我打算還是出去跑裝修，現在工資太少了。”他說。

　　2008年成立的“在行動”蘇州分部是當地第一家專門針對農民工群體的公益組織。分部項目經理吳晶晶說，作為新型工業城市，蘇州近幾年大量吸納青年勞動力，其中很多外來務工人員沒有一技之長，他們在提升職業技能時都面臨現實障礙。“由于不是本地人，很多人沒有多余的錢和時間參與正規的職業技能培訓。”吳晶晶說，“這些打工仔找不著工作也大多選擇待業，不愿回鄉，畢竟這里的機會更多。他們對回鄉創業沒有信心，更沒有了上一代人身上那種對土地的依賴和眷戀。”

　　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向，以制造業、建筑業和城市一般服務業為主。佟麗華說，由于缺少必要的教育培訓，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只能跟隨父母或親友進入到簡單制造業、小生意、回收廢品等領域。從長遠看，這將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和所在城市同齡人的差距拉開。這些青年人大多從小就脫離農業生產活動，他們不愿像上一代農民工那樣承擔城市里的低端重體力活，又無法勝任復雜的技能型和知識型工作，難以在城市找到合適定位。面對城市的各種誘惑，他們更容易脫離正軌。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的調查顯示，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農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趨勢；新生代農民工罪犯有74.7%在犯罪前無固定工作和穩定收入；有68.4%的受訪者表示犯罪是出于“一時的沖動”。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秘書長劉俊彥說，生存空間受限和教育缺失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

　　教育財政應“全國一盤棋”

　　佟麗華認為，未來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將在城市里成長起來，而當前流動人口子女教育事業發展還面臨很多障礙，其中一個突出問題是教育資源分布不平衡。以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為例，有重點學校、普通學校、民辦打工子弟學校和未批準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是在民辦學校接受教育，處在大城市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底端，這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在今后的就業、升職等各種馬拉松式的社會競爭中輸在了起跑線上。

　　今年6月，寧波一所公辦小學要求打工子弟入學必須備齊十種證件。“十證入學”事件被曝光后，迅速引起社會關注。本刊記者調查了解到，流動人口子女入學難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觸及到了深層次的制度問題。

　　專家指出，根據2006年修訂的義務教育法，義務教育是一項公益性事業，是建立在戶籍制度基礎上的。這就意味著打工者家庭遷到一座大城市，但針對其子女的義務教育經費卻沒有跟著流動到這座城市。

　　2009年春季，蘇州的外來打工者子女就學人口達65萬，占江蘇省的40%，其中65%被公辦學校吸納。根據測算，公辦學校的學生人均公用經費是1萬元，公辦學校接受外來人口子女上學就必須用本地財政支付，為此蘇州市財政一年要多支出3億元。

　　一些業內人士指出，即便有足夠的財力，目前大城市里的眾多打工子弟學校也不可能被完全替代，公辦學校的管理方式與流動性強的打工家庭還有許多不相適應之處。打工者經常隨著“經濟氣候”流動，有些孩子在公辦學校呆一段時間，就無聲無息地走了，勢必提高公辦學校的流生率(此項為教育部門考核指標)，這又影響了許多公辦學校接收打工子弟的積極性。

　　受訪專家建議，針對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現狀，首先應建立完善的統計跟蹤制度，充分了解青年特別是未成年農民工的流動情況，然后進行相應靈活的教育資源分配。佟麗華認為，以戶籍為基礎使用的義務教育財政，難以覆蓋當前流動性極強的農民工群體，“北京、蘇州等農民工輸入地的義務教育需求在迅速增長，而像安徽等農民工輸出地的教育需求又是下降的，因此教育財政要統籌兼顧，全國一盤棋”。

　　政府還應重視基礎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兩條腿走路。事實上，新生代農民工對接受教育的主觀意愿還是有的，特別是接受技能和法律等實用知識的意愿非常強。相對于普高教育，就業前景明朗的職高教育更容易吸引青年農民工，這可以作為一個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