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個月間，百余名風鉆農民工到深圳討說法

　　今年4月，徐志輝聽說徐瑞寶找到以前做事的爆破公司討回了看病的第一期費用10萬元，他也想找自己所在的爆破公司要說法。但得到的答復是，當年他已拿了工資，追討補償一事不在討論范圍。爆破公司根本不認賬。

　　消息不斷傳到耒陽，從5月開始，湖南耒陽的百余名風鉆民工陸續來到深圳討說法。

　　徐志輝的幾個老鄉也隨他一起到深圳。他們前前后后跑了華西、恒坤、和利等幾家曾經工作過的爆破公司，但公司并不認可他們的勞動關系。如果勞動關系不被認定，就無法對該病是不是職業病做出最終鑒定。

　　從那時到現在，從耒陽到深圳，他們前后跑了5趟。第一次是做職業病鑒定。之后又來復檢，復檢后拿結果又去了一趟。為了討說法，徐志輝干脆在深圳找了一家叫二楊馬店的十元店里住下，開始維權。

　　到今年6月初，徐志輝的耒陽老鄉共有170余人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做了檢查。正當他們6月12日去醫院要結果時，被告知，6月1日前檢查的結果都出來了，6月15日可取。然而,15日前,他們就被家鄉的人告知，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已經將一份體檢結果名單傳真到了鄉政府。

　　徐瑞寶交給記者一份《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陽籍勞務工健康檢查資料匯總》，“這里包括150名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做過檢查的耒陽籍民工，其中大部分是導子鄉村民”。

　　記者翻看這些資料計算后得知，他們都患有塵肺病，其中有10人是Ⅲ期帶一個加號，23人是Ⅲ期，13人是Ⅱ期帶一個加號，9人是Ⅱ期，其余的是Ⅰ期。

　　徐志輝告訴記者，粉塵造成的塵肺病的病理改變是一種纖維化的改變。每隔數年病情還要升級，合并感染，最后患肺心病、呼吸衰竭而死亡。

　　記者帶著這份名單前往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采訪，該院綜合業務科主任羅孝文說，塵肺病的發病率在我國目前是排名第一的職業病，而且治好的可能性不大。“就好像皮膚上有一塊疤痕，你想把疤痕徹底去干凈是不可能的”。

　　健康檢查的結果是否就是鑒定結果？徐志輝說，當時這些農民工希望醫院出具職業病鑒定結果，但醫院解釋說，鑒定職業病需要出具勞務關系證明才能進行。對于那份傳到導子鄉政府的名單，醫院并不承認是他們傳真的。

　　徐志輝說，現在他們一邊去職業病醫院繼續尋求鑒定結果，一邊與爆破公司協商，同時，開始與深圳市政府交涉，希望政府能向爆破公司施壓以利于解決問題。

　　職業病維權，難在鑒定，難在制度

　　徐志輝見到記者后反復說的一句話就是，職業病維權，最難的是鑒定。

　　徐志輝本人因為有高中學歷，憑著多年的工作經驗，他早已拿到了由深圳市公安局頒發的爆破員作業證。但他說，像他這樣拿到這個證件的同鄉很少，他們這100多個人中，只有6人有這樣的證件。也就是這個證件，成了徐志輝維權的唯一憑證。

　　羅孝文告訴記者，塵肺病的職業病鑒定是一項系統工程，首先要求醫生和醫院有資質，在此基礎上，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做出鑒定。患者必須出示由用工單位開具的證明材料，證明患者和用工單位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才能最終被確定為職業病。

　　羅孝文說，國家明確規定，職業病是企事業單位和個體經濟的勞動者在職業經歷中，因接觸粉塵、有害物質等因素引起的疾病。職業病的形成，環境、人、職業三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

　　羅孝文翻開一大摞專業書籍告訴記者，職業健康監護技術規范規定，接觸矽塵工齡10年以下，要隨訪15年；接觸超過15年的，隨訪21年；接觸3年以下的，且接觸濃度達到國家衛生標準的才可以不隨訪。

　　一位參與維權工作的政府人員透露，鑒定難，難在制度。這批風鉆工普遍都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來到深圳打工的，當時的勞動制度并不完善，很多人來打工都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在工地上干了活兒拿了錢就走人了。

　　事隔多年，要找到當年的勞動依據確實非常困難。如今，為了維權，風鉆工們把能證明自己曾經在深圳工作的物件都拿出來了。比如已經去世的徐龍古，其妻在家里的碗柜中找到一張工作證，以此證明他曾在深圳做過風鉆工。而更多的人翻箱倒柜也找不出當年在深圳工作的物證。

　　徐志輝說，后來的維權結果是，哪怕能找到一張暫住證、工地出入證、工資單或者是飯卡都可以，但一來農民沒有法律意識，從沒有刻意留下這些生活記錄；二來湖南的風土習俗是病者死亡后會燒掉遺物；三來，很多民工都抱有“既然已經不在深圳打工了，就把東西全部都燒掉”的態度。

　　但徐志輝堅持認為，即使沒有這些證據，只要查出有塵肺病，這留存在身體內的病痛，為什么就不能做證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