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衛生費、在小區里發免費避孕套、貼通知、撤通知……”黃發勤一項一項給記者羅列她的日常工作。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本科畢業后，她到中關村街道西里社區委員會做起了社會工作者(簡稱“社工”)，和比她大一輩的居委會大媽們成了同事。

　　黃發勤是北京市2500名新上任的“大學生社工”中的一員。

　　今年，北京市推行“社工”人員招聘計劃，選拔2500名“大學生社工”到社區上崗。相關人士表示，這是北京市優化社會工作者隊伍知識結構，推進社會工作者專業化、職業化進程的重要舉措。

　　這些“大學生社工”們分布在社區黨組織、居委會、社區服務站或者樓宇黨組織中，面向居民進行社區管理與服務。

　　國家相關政策中“解決戶口問題”的承諾，以及嚴峻的就業形勢，讓不少大學生選擇“社工”作為畢業后的落腳處。

　　“現在找到這份工作了就先好好干著，在一切穩定之后，也許還會有新的發展機遇。”黃發勤的話很直白。

　　而對于目前就職于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醫務工作部的關婷來說，社工是自己向往并熱愛的職業。2006年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專業本科畢業后，關婷去北京大學攻讀為期3年的社會工作專業碩士研究生。“能將自己的7年所學運用到實踐中，我很幸運，很幸福。”

　　社工是指在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社會慈善、殘障康復、優撫安置、醫療衛生、青少年服務、司法矯治等社會服務機構中，從事專門性社會服務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在西方，社工是一個發展成熟、分布廣泛、分工具體的職業。

　　但在不少中國普通民眾眼里，社工往往被看成是一份“跑腿”“打雜”的活計。像關婷這樣的“醫療社工”，在西方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而在中國，卻很少有人了解“醫療社工”的具體職責。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對社會管理和服務需求的層次、數量、質量有了更高、更多的要求，社工也隨之逐漸走進中國社會。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偉介紹說，社會工作作為一種“助人自助”的科學門類，是一種社會職業和社會組織的類型，更是現代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重要手段。

　　“黨的十六大、十七大都在強化這一內容，以后歷次人大會議上，社會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這是一個服務型政府應該做的。”王偉說。

　　據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系主任許莉婭教授介紹，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2008年，中國進行了第一次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考試；今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紛紛面向大學生啟動“社工”人員招聘計劃。

　　許莉婭認為：“這一切，都顯示了社工作為一個職業，在中國日益為人們熟悉、了解、接納、歡迎。這是社會的巨大進步。”

　　但進步并非一帆風順。如同剛學會走路的孩子一樣，社工們成長的腳步仍略顯蹣跚。許莉婭說：“由于社工這一職業在中國起步較晚，目前仍處于發展當中。”

　　同樣畢業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吳世友就對記者調侃了自己的煩惱：“我的同學不做社工，年薪15萬，我堅持做社工，年薪5萬都不到，連房子都買不起。”他認為，社工的薪酬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畢業生的就業取向，無疑會導致一部分人才流失。

　　另一方面，關婷“幸運”地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可以學有所用。但她的很多同學卻不得不進入其他領域，因為“社工崗位比較少”。

　　這些問題，也導致很多接受了正規社工教育的畢業生，在離開校園之后并未真正從事社工行業。2008年的一項統計表明，上海有社工4萬多名，取得社工職業資格證書的有8000余名，但擁有資格證書的人卻并不一定在社工崗位上。

　　“在境外，社工是被看作與醫生律師并列的專業性職業，收入水平中等偏上，這讓他們可以無后顧之憂地幫助有困難的人群解決危機，促進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相處。”王偉說，國家還應當從體制上給社會工作者建立一套健全的保障機制，以減少社工專業人才的流失，促進行業隊伍的壯大和穩定。

　　目前，上海已在部分區縣進行社工收入改革試點，改變社工收入“一成不變”的現狀。深圳市將在3至5年內建立健全多層次、全方位的社會工作人才薪酬保障機制，本科畢業獲聘社工月薪可達3720元。

　　有專家提出，按發達國家標準，中國至少還需要200萬名專業社工，也就是200萬個工作崗位。國家應當大力加強專業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積極培育和發展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機構。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學院孫瑩教授指出，未來將主要通過社區、學校、醫院這三個渠道讓“社工”概念深入人心：“通過在這三個地方開發社工崗位，讓老百姓接觸社工，了解社工，社工自然就會走進大家的生活。”

　　調侃自己工資待遇的吳世友并不打算“改行”，因為他“在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另一位社工專業學生在網絡上這樣寫道：“我知道這個專業就業很難，但只要我們將社工的元素和成分用于平常的生活之中，大學四年就沒有白學。”(任沁沁　袁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