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孫偉銘將會面對無期徒刑，但是對于那些受傷的人員，包括死者的一些家屬，他們將會面臨一些什么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播放短片)

　　解說：

　　代玉秀，孫偉銘案中唯一的幸存者，如今臥病在家。她全身23處骨折，被醫院診斷為肢體殘廢，意識模糊的她，對車禍的記憶已是完全空白。

　　今天，代玉秀的丈夫和兒子等來了孫偉銘案的二審結果，他們表示怨恨肇事者，但不希望判孫偉銘死刑。而如今，最困惑他們的是代玉秀的賠償問題。

　　韓思杰(傷者代玉秀兒子)：

　　醫療的費用直到上一周已經加起來有15萬左右，也就是說絕大部分是我們家自己墊付的。但是上一周因為民事調解那部分，有第一筆款打我們家來，大概是16萬多，然后后續據說是在半個月之內，會把剩下的11萬多(湊齊)。

　　解說：

　　按照之前約定，在孫偉銘家與受害家屬商定的100萬賠償金額中，代玉秀將獲得28萬。但韓思杰表示，28萬到位也遠遠不夠。如今他剛進一家單位實習，每個月收入只有幾百元，而為母親治病后續費用高昂，每個月要花兩千多元的治療費、營養費和護理費。事實上，代玉秀家屬也曾經試圖尋找其它渠道獲得賠償。

　　由于代玉秀上了基本醫療保險，7月30日代玉秀家屬來到成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尋求幫助，但按照《成都市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暫行辦法》，交通事故肇事方逃逸或無第三方責任人且沒有享受相關補償的才可列入醫保支付范圍。而代玉秀已獲得孫偉銘家賠償，不屬于醫保賠償范疇。

　　此外，韓思杰還了解到，國家法律規定，要設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用于解決搶救費用、超出交強險的醫療費用、賠償限額等特殊情形下受害人的搶救費等。于是他找到當時交管部門了解此事。

　　韓思杰：

　　我們當時直接去問了交警，因為這個道路法，我估計交警會比較熟悉一點，然后就問交警看應該怎么去落實這個問題。結果當時有相關的交警就說，由于現在一些操作層面的問題，這個基金直到現在都只是一個掛了名字，沒有任何實質的東西。

　　解說：

　　而100萬，對于孫偉銘這樣的普通家庭也不是個小數字。

　　據悉，100萬里車輛保險賠付12萬，孫偉銘成都的房子賣款約40萬，重慶的房子抵押貸款25萬，成都和重慶的熱心市民捐贈了大約9萬元，加上向親朋的借款還差11.7萬元。孫偉銘在二審闡述時曾表示，父母給的這個賠償太微薄，他將把賠償延續下去，用自己一生的時間來補償被害人家屬。而服刑的他如何籌款賠償，傷者家屬賠償未夠的醫療費怎樣承擔，這些都是問題。

　　韓思杰：

　　我真的是呼吁剛提到道路救助基金，我覺得既然國家已經有這個法律了，那為什么不能盡快實施起來，這樣才能保住我們絕大多數人一個簡單的生存權利，遇到類似的事情，就是說肇事者和受害者都沒有錢來治病，那傷者豈不是該等死，他的利益完全得不到保障。

　　主持人：

　　王教授，從剛才這個片子當中，我們也確實看到受害者及其家屬所面臨的一些具體的問題，就像我們片子的題目，案結了但是“痛”未了。對于這些家屬和受害者，他們面臨的這些“痛”你怎么來看待，怎么辦？

　　王錫鋅：

　　這里的“痛”當然是包括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屬的痛，其實這個“痛”如果放大一點說，也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痛”。如果我們僅僅從受害者這一塊來講，刑事制裁是對于犯罪行為人要實現罪、刑、責相應，有什么樣的違法犯罪行為就要追究他的責任，就要施以相應刑罰。這一塊的懲罰完結之后，我們還有一個問號，那就是對于那些受到傷害的人，如何來幫助他們。一方面是撫平靈魂的煎熬，另外一方面可能還有一個金錢的、物質的彌補。我覺得這種彌補無非一個是加害人，也就是行為人他要積極地來履行他的義務、責任，比如說在這個案子中，我們看到孫偉銘通過他個人的一些努力提供了一些賠償基金。但是這個賠償可能在他量刑過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一方面，可能社會的救助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其實我們國家《道路交通管理法中》提到了關于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問題。這個救助基金既然法律上已經要求了，在汽車時代來臨的今天，這樣一個救助基金應該說對于撫平案了之后的“余痛”是非常關鍵的。

　　主持人：

　　應該有一種社會化的制度性的東西。從剛才的片子當中，我們看到受害者家屬本身面對的痛，在這個過程當中，當事人可能心里有更大的傷痛。接下來我們再來連線在前方進行采訪的記者柴靜。

　　柴靜，你好。

　　柴靜：

　　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

　　柴靜，你采訪代玉秀，她對目前的狀況以及今后的治療和生活怎樣的一種反應呢？

　　柴靜：

　　我們是在前天下午去代玉秀家，代玉秀現在為止她見到陌生人之后，唯一的反應就是哭泣。但是在我她家逗留的兩個小時當中，她一直閉著眼睛，他甚至沒有辦法跟她的丈夫跟兒子交流，也是說她到現在仍然處于一個意識模糊的狀態。而且她的小腿骨當中現在一共有17根釘子，也就是說她想要恢復站立，包括行走都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現在因為兩個人都要上班，所以只好花每個月2500塊錢雇了一名護工，這對一個普通的工薪族家庭來說會是一個不小的負擔。總共加起來不到40萬的賠償對于未來的治療來說，應該說是遠遠不夠的。但是讓我們也很辛酸的，就是韓長進為什么放棄了去索要更多的賠償，他說他能夠想象孫林作為一個老人，去向別人借款的過程當中那種屈辱和無望，所以他主動放棄了可以索要更多金錢的一種可能性和希望。但我們考慮到這樣一個家庭未來應該怎么辦？對于孫偉銘來說，當他被拘捕的時候，交警從他身上搜出了三張卡，三張銀行卡，一張是58塊錢，一張是53塊錢，還有一張1塊錢都沒有。我今天就問孫偉銘，難道這就是你的全部存款嗎？他說對，就是不到120塊錢。事實上這樣的情況，在刑事案件當中很多的施害人都是沒有財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