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經商，肯定導致不公平競爭；離職公務員經商，一定比普通商人有人脈。

　　9月初，上海出臺的《關于進一步規范本市公務員離職后從業行為的若干規定》再次將人們的視線引入“離職公務員經商”的話題，因為該文件規定，副處級(含副處級)以上干部在離職3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社會中介機構等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或其他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活動。

　　“這個文件并不新鮮，因為早在2005年頒布的公務員法就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3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9月13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只不過上海將公務員法的規定更加具體化了，把“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改為“副處級(含副處級)以上干部”。

　　據記者了解，盡管有公務員法的規定，全國各地仍然出現了與此規定相反的規定：2005年，河南省駐馬店市西平縣規定機關干部強制性“下海”，并在“下海”前兩年，編制不變、職務職級不變、工資待遇不變；2007年廣東省某市委、市政府規定，離崗領辦、創辦企業或受聘于民營企業的機關干部，3年內保留身份編制、職級和工資福利待遇等。2008年榆林市規定“適當放寬科級以下(含科級)干部創業增收的政策限制，允許干部在除房地產開發和特殊管理的不涉及行使職權的三產企業入股”等等。

　　上位法與下位法相矛盾的規定和做法把人們真的搞糊涂了。

　　“一名公務員離職以后，就是一個普通公民了，是一個社會人，僅憑公務員法和紅頭文件對他們進行管理是不夠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9月13日告訴記者，上海出臺的這個規定是從反腐角度考量的，是為了避免有些公務員在離職后利用自己原有的公家資源為私人謀利，導致社會資源配置不公平的問題。

　　王敬波解釋，用“不得利用自己原有的人脈關系”限制離職公務員經商，這個法律關系就有問題，他們已經離職，不受公務員法的調整，一個紀委的紅頭文件又怎么能規制得了呢？俗話說，人走茶涼，但有些老干部因為自己的修養好、人緣好，人走之后，十年茶也沒有涼，所以規定三年、二年不得經商沒有任何意義。

　　記者在采訪中得知，很多人不贊成這個規定的主要原因是，這個規定沒有可操作性，對離職公務員經商的取證、收集信息很難，即使能證明其經商，懲處的問題也不明確。有受訪者就說，如果查出來這些人經商，該怎么處罰？這些人還在乎什么樣的處罰呢？

　　有受訪者說，現在的干部制度是造成離職公務員利用自己的社會走廊為自己謀利的重要原因，有些干部臨退休之前就安排好了自己的人，后路早就有了保障。

　　“限制公務員離職經商是不對的，是與市場經濟環境下鼓勵人才流動相違背的.而且這種做法也是達不到目的的。”公務員李崇表示。

　　一個政策出臺的科學依據已經成為人們衡量其可行性的重要尺度。王敬波說，如何管理離職公務員不得干擾公平的市場環境和社會資源配置的平衡，還是需要通過科學論證，制定相關法律進行嚴謹規制。本報記者 陳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