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訴訟中，一些當事人往往遇到這樣的問題：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發(fā)生沖突。客觀事實即已經發(fā)生的事情，法律事實是能夠證明客觀事實確實發(fā)生過的相關事實，即通常所說的證據(jù)。兩個人相互借錢是客觀事實，有借條證明曾發(fā)生借錢行為，這便是法律事實。

　　在勞動糾紛或其他民事訴訟中，法律事實的具體體現(xiàn)——證據(jù)至關重要，沒有證據(jù)證明的客觀事實，在法律上是蒼白無力的，其結果必然是敗訴。本案勞動者的訴訟經歷就是最好的證明。

　　——編輯手記

　　2009年7月30日，北京市西城區(qū)法院審理了一起勞動糾紛案。農民工張聰茹在北京菊水亭公司打工期間，企業(yè)不與其簽訂勞動合同、未上社會保險。張聰茹離職后，按照法律規(guī)定，企業(yè)應向其發(fā)放雙倍工資。然而就是這樣一起事實清楚、案情簡單的案件，卻因證據(jù)問題讓張聰茹打了一年的官司。

　　2009年9月，記者對本案進行了采訪。

　　證據(jù)缺失仲裁敗訴

　　2007年11月1日，農民工張聰茹到北京菊水亭公司西直門店當服務員，但公司不與其簽訂勞動合同、不繳納社會保險。

　　2008年8月，張聰茹提出離職。

　　2008年9月1日，菊水亭公司西直門店出具了同意張聰茹9月11日離職的證明，并加蓋了財務章。

　　張聰茹離職后，以企業(yè)未與其簽訂勞動合同，未繳納社會保險為由，要求菊水亭公司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guī)定，支付給她2008年2月1日至9月11日，因未簽訂勞動合同的雙倍工資，但遭到企業(yè)拒絕。

　　于是，張聰茹提起勞動仲裁申請。

　　2009年3月23日，該案第一次仲裁庭審，菊水亭公司代理律師辯稱公司從沒有錄用過張聰茹，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

　　審理中，張聰茹列舉了菊水亭公司出具同意張聰茹9月11日離職并加蓋財務章的證明；張聰茹在公司工作期間，另一企業(yè)為其辦理了在菊水亭公司工作的出入證件等兩份證據(jù)，以證明自己確實是菊水亭公司的員工。

　　菊水亭公司認為：企業(yè)出具的所謂同意其離職的證明，加蓋的是財務章，該印章只能作為財務憑證，不具有確認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法律效力；另一企業(yè)工作人員出具的為張聰茹發(fā)放過菊水亭公司出入證件的證據(jù)，因證明人未出庭作證，同樣不具有法律效力。

　　仲裁庭根據(jù)原勞社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要求菊水亭公司提供員工花名冊、工資支付憑證、考勤記錄等，完成應由用人單位承擔的舉證責任。

　　仲裁庭同時要求張聰茹提供證明雙方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據(jù)。

　　2009年5月11日，勞動仲裁庭就本案第二次庭審。菊水亭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沒有張聰茹姓名的員工花名冊、工資支付憑證等一系列證據(jù)，以證明與張聰茹不存在勞動關系。

　　2009年6月25日，勞動仲裁庭作出裁決：菊水亭公司出具同意張聰茹2008年9月11日離職的證明，加蓋的是財務章。該印章有其特定的使用范圍，其出現(xiàn)在有關確認勞動關系存在的證明上，顯然與常理相悖。

　　另一公司有關人員出具證明，說明其為張聰茹辦理過菊水亭公司的出入證件，但證明上的簽字人未出庭作證，故該證言不能證明張聰茹與菊水亭公司存在勞動關系。

　　菊水亭公司提供的員工名冊及工資發(fā)放記錄，均無記載張聰茹的事實，故本委無法認定張聰茹與菊水亭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張聰茹要求菊水亭公司承擔相應責任，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jù)，本委不予支持。

　　再次尋找證據(jù)

　　勞動仲裁庭作出裁決后，張聰茹來到西城區(qū)法律援助中心，尋求法律援助。法援中心委派郭興昌律師作為其不服勞動仲裁裁決的訴訟代理人。

　　郭律師認為：仲裁裁決內容陷入循環(huán)論證的怪圈：因為菊水亭公司未與張聰茹簽訂勞動合同，所以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因張聰茹不能證明另一企業(yè)確實為其發(fā)放過菊水亭公司出入證件，反證菊水亭公司不是用人單位，同樣說明張聰茹與菊水亭公司不存在勞動關系……

　　郭律師表示，張聰茹如果沒有新的證據(jù)，訴訟中推翻仲裁裁決內容并非易事。

　　2009年7月10日，郭律師作為法律援助張聰茹一案的訴訟代理人，以不服勞動仲裁裁決為由，向北京市西城區(qū)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庭確認2007年11日1日至2008年9月11日，張聰茹與菊水亭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判決菊水亭公司支付2008年2月1日至2008年9月11日，未簽訂勞動合同期間雙倍工資9000元。

　　2009年7月22日,北京市西城區(qū)法律援助中心，向給張聰茹發(fā)放菊水亭公司出入證件的另一公司送達《法律援助中心函》：“為維護農民工張聰茹的合法權益，明確張聰茹的用人單位是菊水亭公司，煩請貴公司協(xié)助法律援助工作，為張聰茹提供其擔任菊水亭公司員工期間，辦理公司出入證件原始記錄情況，包括：辦證人、辦證時間、辦證時需要的相關證明……”

　　2009年7月22日下午，另一公司在接到《法律援助中心函》后，立即回函：“我部門接到《法律援助中心函》，立即核查張聰茹與菊水亭公司簽訂的其他相關合同，現(xiàn)將核查內容及辦理公司員工出入證件的情況提交如下……”這家公司將能夠證明張聰如與菊水亭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的各項證據(jù)一一列舉，形成完整的證據(jù)鏈條。

　　證據(jù)面前被告賠償

　　2009年7月30日，北京市西城區(qū)法院開庭審理本案，郭律師向法庭提供了上述證據(jù)，并當庭表示，在用人單位尊重事實，承認勞動關系的前提下，愿意和解解決爭議，并在賠償金額上做出讓步。

　　被告代理人面對相關證據(jù)表示：“作為律師，我尊重證據(jù)所證明的事實和相關法律，立刻與公司負責人聯(lián)系，爭取調解解決�！�

　　半小時后，被告代理人與菊水亭公司負責人溝通情況后，代表菊水亭公司當庭支付因未與張聰茹簽訂勞動合同，按照法律規(guī)定企業(yè)應負的雙倍工資6000元。

　　2009年9月，郭律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本案如果沒有另一企業(yè)向法庭提交有法律效力、證明其因履行工作場所安全保衛(wèi)和物業(yè)管理職責,確實為張聰茹發(fā)放菊水亭公司出入證件的一系列證據(jù)，勝訴毫無希望。

　　被告律師尊重事實并積極參與調解的職業(yè)精神，令人敬佩。

　　如果有更多的企業(yè)能夠誠實守信、尊重法律，有更多為企業(yè)工作的律師像菊水亭公司所聘律師一樣，絕大部分勞動爭議都能迅速得到依法解決。

　　以案說法

　　樹立證據(jù)意識：讓維權的質量更上一層樓

　　2008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施行，面對法律諸多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強制性規(guī)定，少數(shù)企業(yè)為降低用工成本，仍采取規(guī)避法律、模糊雙方勞動關系的做法，逃避法律責任，并總結出諸多類似與勞動者不簽訂或簽訂空白勞動合同，不給勞動者留下用工憑證的違法“經驗”……

　　然而，勞動關系不是發(fā)生在與世隔絕的真空里，一旦發(fā)生不可能不留下任何法律痕跡，只要勞動者在工作中善于發(fā)現(xiàn)和收集，規(guī)避者縱有千條妙計，在證據(jù)面前，勞動者的權益定能得到法律的維護。

　　此案就是一起職工在證明勞動關系訴訟中，如何保留、尋找、運用證據(jù)的案例。在此，特將職工與企業(yè)確定勞動關系后，一旦發(fā)生糾紛，處在舉證弱勢地位的勞動者要注意保留何種憑證內容告知如下：

　　1.能證明勞動關系的照片、錄音、錄像；

　　2.加蓋了用人單位公章的榮譽證書、證明、介紹信、委托書；

　　3.用人單位從主管部門辦理的暫住證、健康證、資質證；

　　4.用人單位從有關單位辦理并加蓋了單位公章的出入證；

　　5.用人單位組織的有本人姓名的募捐榮譽證、獻血證、參加各種公益活動的書證或憑證；

　　6.以用人單位員工的名義從事崗位勞動的各種憑證等……

　　須指出，“憑證”不等于證據(jù)。憑證能否作為認定勞動關系的證據(jù)，取決于發(fā)生爭議后，勞動仲裁委或法院，根據(jù)庭審質證情況，依照證據(jù)規(guī)則進行審查認定。

　　勞動者在收集上述幾類憑證時，最好要收集兩類或同類兩種以上憑證才能組成相對完整、有較大把握被仲裁庭或法院采信的證據(jù)體系。

　　隨著社會經濟發(fā)展，法治不斷完善，勞動關系的憑證也在發(fā)展和變化，勞動者更要注意發(fā)現(xiàn)和保留確認勞動關系的各種憑證，樹立證據(jù)意識，讓依法維權的質量更上一層樓。（丁國元 郭興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