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拐”到“二拐”、“三拐”，再到各個中間人，到達收買人手中時，一個孩子的“價格”少則4萬元左右，多則七八萬。在暴利的驅使下，拐賣兒童犯罪日趨猖獗。一些犯罪團伙已經形成了從拐騙到運輸，再到販賣的產業鏈。

　　對于買方而言，傳宗接代、延續香火只是其中一種理由。在一些富裕地區的家庭，買個孩子來養甚至成了一種新的“消費時尚”。這些都為人販子拐賣兒童提供了巨大市場。

　　從民間到政府，都在與拐賣人口犯罪進行艱苦的斗爭。與打擊犯罪同樣重要的是——讓寶貝回家。

　　拐賣生意鏈

　　徐俊是貴陽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偵大隊前大隊長，也是李東貴拐賣兒童案的主辦警官。據他介紹，李東貴在貴州省畢節地區大方縣共有兩撥“生意伙伴”，他通過誘騙或者盜搶拿到“貨”之后就會賣給他們。一撥是樊惠、彭世明，他們買了“貨”之后，帶到山東、河北轉賣；另一撥是通過吳青云、謝明輝轉賣給孫艷、王松夫婦，再由他們帶到福建販賣。后來，孫艷向李東貴開出了更高的價碼。李東貴便直接賣“貨”給孫艷夫婦。

　　這些“生意伙伴”們把“貨”運到外省后，賣給當地的“分銷商”。然后，“分銷商”再通過各種中間人層層加碼，最終到達收買人手里。

　　李東貴、王順蘭犯罪團伙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拐賣兒童產業鏈。李東貴和王順蘭是“一拐”。他們的“生意伙伴”是“二拐”。各地的分銷商則是“三拐”。從2007年到2009年，他們在貴陽市南明區、花溪區、小河區等地拐賣了二十幾個男童。華國抗只是其中一個。

　　在全國，還有許多這樣的犯罪團伙隱藏在社會的角落，隨時威脅著孩子的安全和家庭的美滿。

　　他們的“貨”就是那些少不更事的兒童。“貨”分大小，男童為“大貨”，女童為“小貨”。由于男童市場大，價格高，李東貴只賣“大貨”。

　　“貨”的“質量”也至關重要。每次交易前，買賣雙方都要驗“貨”。他們一起帶著孩子去醫院體檢。體檢的目的是要確定孩子的身體是否健康，功能是否齊全，有無遺傳病。體檢結果直接決定了孩子的價格，質優者價高，次則半價處理。

　　“洗腦”后運輸

　　長途運輸是這個生意鏈中的難點之一。以前人販子怕孩子在路途中哭鬧，引人注意，就喂孩子吃安眠藥，讓其昏睡。但久而久之，公安對這種形式特別警惕。

　　如今，“二拐”買到孩子后，往往不急于出手。他們先把孩子放在家里養一段時間，對其進行“洗腦”。他們培養這些孩子對自己的依賴感。他們讓孩子管自己叫“爸爸”、“媽媽”，抹去孩子對親生父母的記憶。被拐的孩子往往都是六七歲以下，受到驚嚇之后，記憶很模糊。人販子養了幾個星期之后，孩子就跟她特別親。

　　“這是為了長途運輸的安全性。如果一個孩子管一對夫妻喊爸媽，還有誰會去懷疑他們呢？”徐俊說。

　　6月29日，徐俊在大方縣解救了6歲男童張富龍。當時，張富龍剛剛被人販子謝明輝轉賣給了從河南來的人販子胡丙周。胡丙周帶著孩子去車站的路上被民警抓獲。當時，車站圍了很多人。孩子哭鬧著不跟警察走，說要等“媽媽”回來，還說出了“媽媽”的電話。民警一看，正是人販子謝明輝的手機號。原來，孩子和謝明輝生活了一年多，已經把她當成了自己的親生母親。到了公安局，孩子還時不時地問徐俊：“什么時候能跟媽媽回家啊？”

　　暴利行當

　　在我國，對拐賣兒童犯罪的量刑起點是五年，拐賣兒童三名之上，情節特別嚴重的可判處死刑。然而，此類犯罪依然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促使犯罪分子鋌而走險的，是背后豐厚的利潤。

　　“一拐”以七千至一萬五的價格賣給“二拐”。“二拐”將孩子帶到外省后，加價到三萬左右賣給“三拐”。接著，再通過各種中間人層層加碼。每個中間人收取幾百到一千元的傭金。到達收買人手里時，孩子的價格少則四萬左右，多則七八萬，且價格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人販子的成本只是幾百元的運輸費。李東貴花了三四百塊將華國抗從貴陽運到大方，以1.1萬元的價格賣給孫艷。孫艷再以兩萬余元的價格將他賣到福建。通過5個中間人之后，最后以3.8萬元的價格到達收買人的手中。

　　其中，“一拐”、“二拐”的風險最大，利潤也最豐厚。被捕前，孫艷家正在蓋新房。一座二層小樓已經有了雛形。拐賣兒童讓她獲利7萬余元。

　　被捕后，孫艷辯解說：“我賣孩子主要是為了幫別人，不是為了錢。在福建農村，重男輕女的思想特別嚴重。如果哪家沒有男孩，會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我才應他們要求，把這些男童介紹給他們。”

　　對此，徐俊不以為然：“這不過是人販子的詭辯。恰恰是高額利潤誘使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比如，在福建的中間人都是當地的媒婆。她們既給別人介紹對象，又給別人介紹孩子。她們都聲稱是為了做好事。難道她們真的不知道這是犯法嗎？我們去年抓了一個中間人，以前她就曾因為同樣的案子被判過刑。犯不犯法，她心里清楚得很。只是這錢太好賺了，才會有這么多人這么‘熱心’。”

　　買方市場

　　有買方，才有市場，才有利潤。云南、貴州、四川是主要的兒童“拐出地”，而福建、山東、河北、廣東等是主要的兒童“拐入地”。

　　部分地區重男輕女的觀念仍然十分嚴重，沒有男孩的家庭被認為絕門絕戶，受人恥笑。于是，他們就希望買一個傳宗接代，延續香火。還有些人相信，買一個男孩放在家里，可以做一個引子，為家族帶來多子多福。

　　還有些富裕地區的家庭，買個孩子來養也成了一種新的“消費時尚”。這些都為人販子拐賣兒童提供了巨大市場。

　　被拐兒童的“合法化”又成了“助推器”。孩子被買來之后，花點錢就解決戶籍問題。“在農村，這并不是一件難事，各地有各地的辦法。”徐俊說。

　　“有些地方買孩子都成風氣了，當地的老百姓也不支持我們打拐。他們不僅不配合，甚至還抵觸，就更別說給我們提供線索。這就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徐俊深有感觸地說。

　　今年7月，徐俊帶隊去福建解救被拐賣的兒童。有個孩子被轉賣了7次，而中間人之間往往只是電話聯系，并不相識。警方稍有不慎，便會斷了線索，而當地群眾也三緘其口。無奈之下，貴陽警方只能請當地警察化裝成維修閉路電視的工人，挨家挨戶尋找到符合特征的男孩。其中，有個收養家庭知道警方要將孩子帶走，就提前把孩子轉移到浙江藏起來。經過警方反復做工作，才不得不將孩子交出來。

　　“這些收養家庭對孩子確實傾注了感情。我們坐火車把孩子帶回貴陽。我們還沒到，有個養父就先坐飛機到了分局等著我們。他是真舍不得孩子啊。”徐俊說，“但是如果不切斷買方市場，這種犯罪就不可能斷絕。”

　　按照我國刑法，收買被拐賣兒童是有罪的。但刑法又規定收買孩子的家庭只要沒有虐待孩子，不阻礙解救，一般不予制裁。徐俊說，“實踐中還沒有對收買家庭進行處罰的，所以違法成本很低。同時拐入地也應加強戶籍管理，一旦發現可疑兒童就提取DNA樣本，也能讓更多的孩子早日回家。”

　　不久前，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副局長楊東表示，已經將這個問題向有關部門多次反映，正在積極地通過多種途徑穩妥地解決這個問題。

　　尋子聯盟

　　對于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盡快找回孩子。11月4日，貴陽市體育館，五個人身著印有“尋子聯盟”字樣的衣服，拉著一塊紅色廣告牌，上面印有他們失蹤了的兒子的照片和信息。

　　去年下半年，他們的孩子先后在貴州省安順市丟失。悲傷、怨恨、無助讓五個家庭走到了一起，形成安順尋子聯盟。他們去過湖南、浙江、上海、福建等10多個省份、直轄市。他們還曾到北京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并聯系媒體采訪。

　　全國許多地方都在形成類似的“尋子聯盟”。目前，已成規模的“尋子聯盟”主要在云南、廣東、貴州和河南這四個省份。它們互相合作，互通消息。今年春節前，深圳尋子聯盟的家長在凱迪等多個網絡社區上發布帖子稱：他們愿意懸賞百萬尋子，并承諾不管是買家還是人販子，只要能提供任何一個孩子的線索，賞金絕對兌現，且不追究其任何責任。

　　“這還不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么？我們就想要孩子回來，什么都不想再責怪了！”家長們無奈地說。

　　4月15日，廣東東莞100多對父母舉著“傾家蕩產、變賣家產懸賞1000萬買回愛子”的大橫幅走上街頭，沿途派發尋人啟事，聲淚俱下。他們希望能用這種激烈的方式引起社會關注。

　　寶貝回家

　　目前民間的尋子聯盟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畢竟還是鳳毛麟角。警方依然是打拐尋親最可依賴的力量。

　　自從今年4月9日公安部開展打拐專項行動以來，截至10月28日，全國公安機關偵破各類拐賣案件4420起，打掉犯罪團伙982個，解救被拐賣兒童2169人，利用DNA數據比對確認298名被拐賣人員身份。

　　而有些孩子解救回來之后卻又找不到家人。貴陽市福利院就生活著幾個這樣的孩子。他們眼看著小伙伴們一個個地被家人接走。

　　10月27日，公安部打拐辦在公安部網站“寶貝尋家”欄目，公布了首批60名已解救但未查清身份來源的被拐兒童的信息，迄今為止，只有3名寶貝找到家人。

　　“現在丟孩子的大多是些流動人口。他們的信息來源并不暢通。而他們又經常變更住所，當初立案的派出所甚至很難聯系上他們，無法讓他們來做比對。”徐俊解釋說。

　　今年4月，公安部已建成全國“打拐”DNA數據庫。父母和兒童分別有一個數據庫，全國聯網。只要在所在地抽血錄入即可，兩庫數據會自動比對得出結果，這不僅節約了尋親的成本，而且提高了尋親的效率。

　　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楊東表示，過去的打拐行動重在“打擊犯罪”，最終結果是看破了多少案子，抓了多少不法分子。“現在的理念不一樣了，破了案、抓了人還不夠，要‘找回孩子’才行。”

　　本報記者 沈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