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救助站工作人員護送一名行乞老太一家三口返鄉后發現，這位老人在老家有房有地有低保，但是他身體健康的兒子王四美嫌政府的低保標準太低，不如職業乞討來錢快。

　　杭州救助站的工作人員也在尷尬無奈，有時候護送像王四美這樣的人回家，工作人員還沒返回杭州，王四美們已“捷足先登”了。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專家指出，“城里磕頭、家鄉造樓”的職業乞討者長期存在，勢必傷害社會的憐憫之情，使人心日趨冷漠，好逸惡勞的職業乞討者不應被繼續縱容下去。

　　城里磕頭行乞　老家卻有房有地有低保

　　11月初，強冷空氣將杭州猛地“吹”進寒冬，一位滿頭銀發的老人卻孤零零坐在街頭，身下是一輛轱轆板車，面前是一個裝錢的破臉盆，一頭白發在凜冽的寒風中亂舞。然而，老人不過是個“道具”：每天兒子在旁邊街角盯梢，她在路上乞討。

　　杭州救助站的工作人員對這位老大娘一點都不陌生，“她沒名字，夫家姓王，娘家姓鄧，按照舊社會的叫法，就叫王鄧氏，1923年出生的。她兒子叫王四美，還有個4歲的孫子。”

　　“僅僅今年，他們就已經三次被送進來，然后被護送返鄉。”杭州救助站的工作人員無奈地搖頭。據王四美所在的安徽省阜陽市潁泉區尚莊村的蘇書記介紹，王四美在外頭乞討也有五六年了。自家房子起火后，政府出錢幫他造了兩間水泥房，但他回來看看就走了。對于政府給王四美母親辦的低保，王四美認為“一個月才幾百塊，頂什么用！”他自己曾承認“乞討能月收入三四千元”。

　　職業乞討在杭州已是屢見不鮮。比如10月份出現的“乞討二人組”，小孩拉板車，男人唱歌，見人下跪，不依不饒。幕后操縱者從外地廉價雇傭未成年人、殘疾人，在市區人流、車流密集的重要道路和主要場所強討強要。

　　“目前街面流浪乞討人員大多將乞討作為職業，作為斂財手段，而且收入不菲，‘城里磕頭，回家蓋樓’的現象確實存在。”杭州市民政局社會福利處處長陳國民說。

　　勞動力不“勞動”讓社會很無奈

　　杭州市民政部門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該市救助各類流浪乞討人員12078人次。陳國民告訴記者，杭州救助流浪乞丐是周邊同等城市的三倍，杭州市去年為流浪人員無償購買車票達100多萬元。國內很多大中城市都面臨著救助的壓力。

　　一戶人家，老的掙扎在死亡邊緣，孩子還不懂事，像王四美這樣，身體健康，本應是家中的中流砥柱，卻不肯挑起擔子，能有什么辦法？杭州市民政局工作人員表示，王四美們跑出來乞討，可以在杭州，可以去別的城市，只是害了跟隨他們的老人、孩子。

　　“人一旦經歷了這種來錢快、又不需要任何技能的生活，很容易就自暴自棄，再也不肯用勞動去賺錢了。”針對職業乞討這一不容忽視的群體，杭州市民政局社會福利處的詹紅軍表示很無奈，“拿他們沒辦法，真的沒辦法。”沒有哪部法律規定乞討違法，他們有他們的自由。打擊的只是強討強要的“乞丐”。

　　杭州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員不斷上街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勸導。但絕大多數乞討者都無動于衷，甚至采取一跑二哭三鬧的手段，說啥也不肯去救助站。杭州救助站工作人員說，怎么也勸不走的乞討者中，多數是“職業乞討者”，進了救助站就等于斷了他們的財路。

　　相對于救助部門的無奈，市民們感覺最深的是麻木。“以前我在重慶讀書的時候，在學校旁邊看到乞討者，經常會給一兩元錢。”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鐘其說，但在杭州工作后，碰到街頭乞討者自己堅決不給，“有時候孩子給乞討者我也會阻止，因為怕她的善良會用錯地方。”

　　職業乞討的不道德使人心日趨冷漠

　　不可否認，現在街頭流浪乞討人員中，有為數不少的人是像王四美這樣的職業乞討者，他們以斂財為目的，不愿接受救助站的救助和勸導。陳國民承認，這是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按照國家出臺法規的新規定，民政等部門對這些人不僅不能遣送，強送也不行，最多只能叫“護送”，而且護送還要“做他們的工作”。陳國民說。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人員鐘其告訴記者，因為乞討存在可觀的利潤空間，所以一些人把它當作職業。解決這個問題的確存在難度，只能把他們送回家。即使全國社保體系日趨完善，職業乞討可能也不會絕跡，畢竟地區之間的發展還不平衡。

　　更嚴重的問題在于，職業乞討者利用人們的同情心妄圖不勞而獲，將潛移默化地傷害人們的同情心。鐘其說，長期、大規模存在這一群體，會不知不覺讓人心變得更加冷漠，對社會誠信造成傷害，讓社會越來越缺乏或淡化同情、憐憫，人與人之間缺少信任，這種影響可能是深遠的。

　　民政部、公安部等五部門此前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街頭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和流浪未成年人解救保護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區別對待”乞討和強討，首次強調多部門聯合執法，首次提出“社會代養”“家庭寄養”等新救助模式。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調研中心負責人楊研究員指出，好逸惡勞不符合社會的道德觀，像王四美這樣的職業乞討者，不應被繼續縱容下去。(記者 岳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