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顯示家中無事，他讓我們去“上班”

　　歹徒見警察走了，便開始找值錢的東西。他打開妻子的手提包，找出一疊錢，然后又從梳妝臺找出了一些首飾，自言自語說：“有錢人就是不一樣啊。”

　　我告訴他，如果喜歡都可以拿去。

　　“你以為我到這里就為了這么點錢啊，我要300萬。”他說。

　　我說，如要去銀行取這么多錢，需要預約，一天內不可能籌到這么多錢。他好像明白這個規定，點了點頭。我曾勸他趕緊收手，但他看了我一眼說：“你不要說了，我是不會自首的。我身上背了多少事情，我自己知道，被抓住的話，不是判死刑就是判無期。”

　　臨近中午，他再次懷疑樓下有警察，并讓我下樓叫民警撤離。

　　下樓時，我把別墅內的情況告訴警方：一個人，一把槍，兩捆“炸彈”。警方了解情況后，立即退到了隱蔽的地方，讓我先回去穩住歹徒。

　　下午1點鐘左右，也許是為了制造我家無事的假象，他讓我們夫妻倆去上班，孩子和保姆留下當人質。他留下妻子的手機，讓我帶手機出門，但必須始終保持通話狀態，不得掛斷。

　　我們兩人開車出門后，直接繞到別墅附近的警方現場處置指揮部。我怕歹徒聽到什么，拿著手機遠離人群，由妻子向警方說明情況。

　　幸虧我真打了銀行電話去籌錢

　　下午3點，為迷惑歹徒，所有民警換便服進出小區。一些民警沒帶便服，只能脫掉制服，在冷雨中埋伏在別墅周圍。當我聽到這些時，覺得不那么害怕了，因為我知道警察會救我們全家的。

　　為了穩定他的情緒，警察叫我先給他10萬現金。進門時，他讓我和妻子掀開衣服檢查，并問：“300萬現金能不能搞到？”

　　我說：“我盡量”。

　　“那就少些，228萬，這個數字吉利。”他讓我打電話給銀行預約提款228萬元。我打電話給一家銀行的客戶經理。這名經理可能知道我家出事了，連忙說：“可以，可以，明天9點鐘可以準備好。”通完電話，他拿走我的手機，查看通話記錄后問：“你怎么打對方手機，是不是蒙我啊？你給我打對方固定電話。”我說自己沒有這名客戶經理的固定電話，且經理也不在辦公室。但他不肯，我只好再次打電話給客戶經理，索要固定電話號碼。

　　撥通固定電話，對方說：“我們是某某銀行。”聽到這話，他才相信。幸好當時沒有作假，沒蒙他，否則肯定會激怒他。

　　聊了一夜，我就想勸他收手

　　晚飯后，歹徒讓我們4人坐在床上，自己則坐在電視柜上，用槍瞄著我們。

　　我兒子要看電視，我怕電視上有關于我們的新聞報道，不讓看。然而，想不到的是，過了不久，歹徒竟然去開電視，我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所幸的是，電視屏幕上一片雪花，收不到節目。我暗自慶幸，心想一定是警方將有線電視信號切斷了。

　　“你一年能賺多少錢？”突然歹徒這樣問我。這時我想機會來了，因為我想試著用他找我聊天的機會，勸他收手。

　　“這個不好說，看市場形勢好不好。”我回答。

　　“一年四五百萬有嗎？”

　　“那不止，今年形勢還可以。”我想以此表明自己對錢無所謂，讓他別傷害我們。

　　從晚上到第二天凌晨，我反復勸他收手，可他不為所動。

　　歹徒很謹慎，雖然他以為警方已撤走，但還是頻繁地要我們在三樓各個房間換位置，一會兒在主臥，一會兒在更衣間，一會兒又在客廳。他始終和我們保持2米左右的距離，槍不離手。

　　那一夜，除了兒子睡了一小會兒外，我們夫妻倆一直在和歹徒交談。為讓對方減少戒心，我還告訴他如何離開別墅，以及離開溫州的路線，并答應可以送他出去。

　　他犯煙癮給了我們機會

　　第二天凌晨5點，根據警方的計劃，要先把兒子送出去。

　　我對歹徒說，兒子已請了一天病假，如再不去上課，可能引起別人懷疑。他稍想片刻，允許保姆陪兒子去上課。

　　“到外面，就當什么事情都沒發生。” 6點，歹徒用槍指著阿鋒的后腦勺威脅。阿鋒點點頭，與保姆上樓拿來書包后，下樓離開。

　　6點30分許，歹徒說讓我8點去廠里上班，妻子留下來當人質。安排好后，他又讓我出去買兩包香煙回來，快去快回。他煙癮很大，隨身帶的兩包硬殼中華，到了前一天下午已經全部抽光。

　　我下樓后，直奔警方現場處置指揮部。警方分析認為正好利用送煙的機會解救人質。得到我的同意后，警方決定立即行動。

　　約20分鐘后，我回到別墅。此時，埋伏在地下室的武警戰士上來緊跟在我身后。我走路時故意踩得很響，想蓋住武警的腳步聲。

　　“我回來了。”我來到主臥門口敲門。“哦，來了。”妻子在里面答應道，心領神會，上前開門。

　　開門一瞬間，妻子快速避開。武警戰士將歹徒當場擊斃。

　　我們一家，終于得救了。(駐溫州記者 苗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