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討勞動合同 農(nóng)民工立生死約

　　●何正文兄弟來京打工5年沒有勞動合同，工資被克扣投訴無據(jù)

　　●兩人擔心遭報復，共同商定如果一人遇難則子女由對方撫養(yǎng)

　　何正文 46歲，四川閬中市妙高鎮(zhèn)農(nóng)民。

　　五年前他來到北京當建筑工人。來京之前，何正文南下打工15年。

　　由于沒有勞動合同，他常常被克扣工資。

　　直到今年再度目睹過工友被打投訴無門后，他瞞著妻子，偷偷與在同一工地的弟弟簽下生死契約后離開工地，將勞務公司提起仲裁。

　　考大學、搞致富、下廣東……

　　46歲的何正文長于四川農(nóng)村，打工漂泊于四方。他一輩子都想做成件大事，卻一次次失利。

　　為了討份勞動合同，今年9月份，他被拖欠半年工資后，連夜離開工地，將勞務公司告上勞動仲裁委員會。

　　近日，豐臺區(qū)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仲裁委員會向其送達受理通知書，確認12月15日下午開庭審理。

　　然而，正是在這段等待開庭的三個月中，何正文又再度打起了沒有合同的黑工。

　　得獎高手生病無緣高考

　　畢業(yè)后他沒再與同學聯(lián)系。他瞧不上打撲克，閑來就找工友要報紙看，大伙也習慣了他的嚴肅和寡言。

　　如果不是當年錯過高考，何正文或許不會打了近20年工。

　　如今46歲的他，約1.7米高、110斤重，與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工一樣頭發(fā)糾結、皮膚干燥，盤算著賺點血汗錢后回家養(yǎng)老。

　　高中二年級下學期，他大病一場，加上家境貧寒，沒能撐完最后半年(當時高中為兩年制)去參加高考。他至今記得自己成績不錯，參加過數(shù)理化競賽拿了三等獎。

　　“有的當老師了，有的是干部。”畢業(yè)后他沒再與同學聯(lián)系，偶爾聽村里人說起總又不敢打聽。

　　說這話時，他習慣性地抱著雙臂，低頭皺眉，操著夾雜著口音的普通話，努力地要調動書面語。

　　據(jù)一位同鄉(xiāng)工友說，平時他也是如此，雖是土生土長的四川人，卻不喜歡吃辣椒，也瞧不上打撲克，閑來就找工友要報紙看，大伙也習慣了他的嚴肅和寡言。

　　只有北大、清華等高校的大學生來工地放電影、做普法宣傳了，他才活泛起來，不被動員就主動去聽，并津津樂道于他們的來頭，日后還保持短信聯(lián)系。

　　生產(chǎn)隊長南下流浪打工

　　由于讀過高中，他被推舉做了生產(chǎn)隊長。他說動幾戶農(nóng)民辦起了副業(yè)。等他想把這幾戶聯(lián)系起來“形成規(guī)模效益”時，沒人響應了。

　　不過，在1985年的川北山村，在170多人的自然村，讀了高中的他仍是佼佼者，大伙推舉他做了生產(chǎn)隊長。

　　那時的他就愛聽廣播，還訂了份《農(nóng)民文摘》，拿小本子記下養(yǎng)殖專業(yè)戶的故事，走家串戶講給同鄉(xiāng)們聽。有幾戶被說動了，辦起副業(yè)，每年多了幾十塊收入。等他想把這幾戶聯(lián)系起來“形成規(guī)模效益”時，沒人響應了。

　　于是，干了三年的生產(chǎn)隊長，何正文南下打工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不懂粵語的他流浪于南方，在工廠做過小工，在農(nóng)場做過雜役。

　　廣東惠東有片綠色高科技農(nóng)田，管事的似乎是個大學老師，何正文管他叫教授。在農(nóng)田打工的六七年間，簽了一輩子唯一的勞動合同。

　　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月工資600元，合同里寫得清清楚楚，那時的日子簡單快樂。先后有了兩個孩子，都夭折了，他不敢對未來有奢望。

　　“可惜賺得太少，還是沒能清貧下去。”何正文說，同一時期，在工廠做工月收入1000元，在工地能拿到1300元。

　　何正文選擇了到工地，他需要錢。

　　維權組織者被工友瓦解

　　工地說好是男女同工同酬，但要結算時女工工錢被壓低。他將工友組織起來決定圍堵工程部。不料翌日工友瓦解了。

　　此后，受氣、被扣錢如一部長壽劇般，在何正文的打工生涯中不斷重放，雖然他堅持認為“咱是走正道的人，不惹那些事”，雖然他走路、坐船堅持來左去右，落座前先用手擦把椅子，哽咽時會拿出紙巾別過頭去擦鼻涕。

　　去年春節(jié)前，他和妻子在唐山做工。說好男女同工同酬每天70元，但結算時工頭將女工壓低到50元。讀過書、年齡稍長的何正文組織工友，決定擇日圍堵工程部。不料翌日工友就瓦解了。

　　在何正文的生活中，理想總是沒趕上現(xiàn)實的火車，他長嘆“快半百的人，沒辦成一件大事”，直到近半年來的兩件事刺激了他。

　　今年3月，何正文與小其7歲的胞弟何正武通過老鄉(xiāng)介紹，來到北辰香麓工地。

　　3月中旬的北京乍暖還寒，一個雨夜，何正文聽到工地外的哭鬧。江蘇工友石二東與其母在鐵柵欄外苦求見領導要工傷費。石二冬稱，他春節(jié)前在此打工時從地下室跌落，脊椎損傷，但因沒簽勞動合同書，工頭不承認工傷。

　　“雨下了一夜，他們也待了一夜。”何正文心里不是滋味。收工后，他溜去項目部工棚，假裝在聊天發(fā)短信，其實已暗自存下墻壁上張貼的各負責人職務、姓名和手機號。日后，他又主動聯(lián)系上石二冬，叮囑他主動給工頭打電話，并做錄音。但結果不了了之。

　　與此同時，何正文的妻子席君華也目睹了一件不平事。席君華在西站附近一家小飯店負責殺魚。一天，不到20歲的小雜工偷吃了把花生米，主廚發(fā)現(xiàn)后三次將其推倒在地。

　　當晚，據(jù)席君華說，小雜工就被辭退，由于沒有合同，挨了打也無處說理。

　　“十年后，我兒子也可能被這么打。”笑呵呵的川妹子席君華眼淚滴答直落，她的兒子現(xiàn)年8歲，正在老家讀書。

　　為了不讓以后兒子也受同樣的氣，何正文瞞著妻子，決定賭一把去做件大事。

　　倔強農(nóng)民打黑工討合同

　　生活總得繼續(xù)，他一邊為合同申請仲裁，一邊打黑工。工友們散伙前聚會，他唱了《國際歌》，末了喊著“讓我們這種思想沖破牢籠”。

　　他們要討一張勞動合同，要申請仲裁。

　　仲裁的主意是何正文出的，他已暗自盤算一個月了。

　　3月份來工地時，工頭蒲坤陽承諾何正文兄弟每天120元-130元，但5月20日，蒲坤陽從工地消失。9月5日勞務公司撤出該工地時，非但沒發(fā)3月6日至5月20日的工資，還以每天70元-80元的標準發(fā)放了5月22日至9月5日的工資。

　　“工資不是上帝施舍的，是我自己掙的。”不滿的他在白天干活時，找機會與弟弟商量訴諸法律，弟弟同意了。

　　十余平方米的小房，每月130元租金，兄弟倆擠在一張床上，定下生死盟約，即一旦因報復遇難，只要兩人中任何一人有能力，須將對方子女視如己出撫養(yǎng)成人。而所謂床，也就是木板下墊了八層磚。

　　下定決心后，何正武又找了個工地干活，何正文則開始做起訴訟準備。當時他手頭上唯一的書面證據(jù)就是9月5日結算時拿到的估工單，但他不怕，并自學法律。

　　那一晚，由于怕遭報復，兄弟倆搬出工地，決定次日由哥哥去申請勞動仲裁。此前，9月11日，何正文已前往仲裁委員會打聽相關手續(xù)。

　　“歷史上、當代史上都有人要做出犧牲。”9月13日晚，弟弟記下了何正文這句話。

　　9月14日上午，何正文到勞務公司所屬的豐臺區(qū)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仲裁委員會提起申請。在大廳等待時，他沒有猶豫，唯一的擔心就是搜集來的證人證言是否有法律效力。

　　撒把鹽到水里，即便沒攪動，也會有點味兒，他堅信。

　　散伙后，工友們聚會，大伙哄他唱首歌，他沒多想就唱了首《國際歌》，末了喊著“讓我們這種思想沖破牢籠”。他平時最愛聽廣播評書《岳飛傳》，他聽了兩遍，因為欣賞岳飛“對父母、對國家，都有那么一份責任感”。

　　不過，為了生計，幾天后何正文也告別了租住地，到弟弟所在工地打黑工，照舊沒簽《勞動合同書》。

　　幾天前，他終于等到了仲裁委員會通知———12月15日開庭。

　　□本版采寫/ 本報記者 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