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警、涉檢、涉看守所等涉及公權力機關的案件中,必須要由獨立第三方進行鑒定,才能夠擺脫自偵自檢,才能夠實現真正的程序正義。

　　●事實證明,缺乏監督和透明的法醫鑒定,不僅不會有利于執法機關破案,相反會成為冤假錯案的幫兇。

　　犯罪嫌疑人邢鯤在昆明市小南派出所離奇身亡事件,兩天來備受媒體和網民關注。其中,有關嫌疑人自殺的種種疑問和猜測使得事件更加撲朔迷離。短短3天時間,“被自殺”“死角角”“史上最牛紙幣”等詞語已經成為網絡熱詞。

　　南方日報記者昨日采訪獲悉,死者家屬認為16日當地檢察院公布的尸檢結果嚴重失實,并且程序違法,死者家屬準備提出復檢要求。如今,邢鯤離奇之死與南方日報15日報道的“吳川搭客仔離奇死亡、七個月未獲尸檢”案一樣,走到了尸體檢驗這一關鍵程序上。

　　人的死因成謎,唯一能夠說出真相的也許就只有尸體。如何進行尸檢,并保證程序上的公開公正,成為這兩起案件相同的焦點。這兩起案件再次拷問我國滯后的法醫鑒定體制。法學專家呼吁,希望接下來進行的尸檢鑒定,不要再因為有監控死角,而變得“躲貓貓”。

　　尸檢屢屢遭遇信任危機

　　邢才芳告訴記者,家屬現在已經不信任昆明檢察院了,對于下一步該如何提起復檢,他們還茫然不知。

　　和邢才芳一樣,吳川搭客仔離奇死亡案的死者家屬鄧先生等人也在遭遇同樣的問題。當家屬不信任法醫鑒定機關的時候,該怎么辦?

　　記者就中國尸檢遭遇的信任危機采訪了我國一些知名的法學專家。

　　跛足鑒定體制要補漏洞

　　“首先要保證程序正義,才能解決信任的問題,因為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前提和保障。”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葉自強這樣說。

　　葉自強分析說,我國法醫鑒定體制的重建時間是1980年。當時,在經過“十年動亂”和“兩個凡是”之后,國家的法制建設處于艱辛的初創階段。由于訴訟法學專家奇缺,不可能就法醫鑒定體制的組建進行嚴格的科學論證。

　　于是在公、檢、法機關“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的原則指導下,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內部都建立了相應的法醫鑒定機構,在摸索中前進。這里顯然考慮到了鑒定結論的法律要求,即“制約”和“監督”。但由于法醫鑒定體制賴以建立的依據是抽象的原則而不是國家頒布的法律,所以這種體制在滿足鑒定結論的法律要求方面存在難以避免的缺陷。現在看來,1980年以來的法醫實踐和司法實踐已經充分表明,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一直處于“跛足”的狀態,從而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透明監督才能打斷利益鏈條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碩士研究生常峰濤發表公開論文認為,司法鑒定是鑒定人員運用專門性知識對案件中專門性問題進行分析、鑒定從而作出鑒定結論的一項活動。由于司法鑒定立足于客觀事實,運用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因此在人們的心目中總是披著“公正”的外衣,從而替代口供成為“證據之王”。

　　在自偵自鑒體制下,公安檢察機關既是偵查主體,又是鑒定主體,由于是“暗箱操作”,其鑒定結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偵查人員先入為主思維的影響,而且當偵查人員徇私舞弊時,鑒定結論必將成為“為虎作倀”的工具。當事人即使對鑒定結論不服,在現實中或者是根本沒有另行鑒定的可能,或者是將受到壟斷鑒定資源的偵查機關的百般阻撓。

　　葉自強表示,近年來由于司法鑒定引發爭議的案件層出不窮。層出不窮的爭議使得中國法醫鑒定界的公信力受到嚴峻考驗,并引發了中國司法鑒定體制的改革,2005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實施《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主要目的是保證鑒定的獨立性、中立性,排除有關部門和個人對鑒定業務的非法干預。

　　然而此次改革被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并不到位,由于缺乏監督機制,一方面,執法機關備受詬病的“暗箱操作”、“監督缺位”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民營鑒定機構紛紛誕生,個別司法鑒定人從“為權力服務”過渡為”為金錢服務”,完全背離了改革的初衷。

　　事實證明,缺乏監督和透明的法醫鑒定,不僅不會有利于執法機關破案,相反會成為冤假錯案的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