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騰訊QQ網友結成QQ群，到“百度貼吧”基于地名、機構、職業和興趣愛好等關鍵詞，聚集利益相關人群，還有博客圈、豆瓣網討論群組、BBS網友的“版聚”等等，中國網民正在網絡上結成各種虛擬的社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網民作為具有輿論能量的“新意見階層”，正在形成一個有現實影響力的虛擬“壓力集團”。(按照政治學定義，壓力集團“pressure group”是指那些致力于對政府施加壓力、影響政策方向的社會組織或非組織的利益群體。)

　　面對貧富沖突、勞資矛盾、城市拆遷、農村土地流轉、環境污染、醫療教育、道德失范等問題，特別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中國網民總能仗義執言，并經常能改變公共政策的方向。也正是網民的聲音，迫使基層公權力經常處在從未有過的緊張和惕厲之中，并警示地方領導干部恪守基本的政治倫理和人倫底線。

　　這種力量源自3.38億中國網民以鼠標投下的民意表決票，源自他們的正義感和良心。

　　2009年的事實格外真切地體現了這一點。

　　迫于強大的網絡輿論壓力，云南省晉寧縣看守所的一起非正常死亡，從匪夷所思的“躲貓貓”而死還原為獄霸行兇殺人；湖北省巴東縣抗拒官員強索性服務的“烈女”鄧玉嬌從“故意殺人罪”被改為“防衛過當罪”，最后被判緩刑；“綠壩——花季護航”上網過濾軟件，在7月1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強制安裝前夜被緊急叫停；微博客通過手機與互聯網的鏈接雖然尚未領到準生證，但已在“鄧玉嬌案”、石首騷亂、廣州市民集體“散步”反對垃圾焚燒等事件中頻顯身手；成都唐福珍拆遷自焚案，網民憤怒質疑成都官方的“暴力抗法”定性……

　　2009年，網民的行動已不僅限于網絡之上的“清議”。他們常常走下“網”“壇”，進行田野調查，叩問突發事件的真相，并以“行為藝術”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杭州飆車案”中，在警方宣布肇事車速僅“70碼”的當晚，不少網友來到車禍發生地點文二西路，點起蠟燭、獻上菊花，表示對遇害者的哀悼和公正辦案的訴求。

　　在“鄧玉嬌案”中，全國各地網友紛紛來到巴東“旅游”，還有的請求為鄧玉嬌立“烈女碑”。地方政府如臨大敵，長江航線巴東碼頭自抗日戰爭以來首次停航，賓館宣布客滿。在北京，西客站附近廣場出現“行為藝術”，一個女青年以紗布層層纏裹自己，呈極力掙扎卻無法掙脫狀，身邊擺放著幾個大字：“誰都可能成為鄧玉嬌”。

　　在福州“嚴曉玲案”中，網友郭寶鋒因在網上傳播“輪奸致死”的流言被警方拘留。網友在線發起“一人一張明信片，喊郭寶鋒回家吃飯”的活動。兩個星期內，上百張明信片從全國各地寄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每張上面都寫著“郭寶鋒，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律師認為，郭寶鋒最終被取保候審，是被網友用明信片“喊”回了家。

　　當然，中國網民群體，包括網絡管理員和版主在內，多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互聯網的匿名環境，海量帖文的氣氛渲染，觀點相近人群的頻繁溝通，更容易產生“群體激化”，并可能發展為人身攻擊，甚至威脅社會正常秩序。2009年的一些突發事件也提醒我們，要警惕網絡輿論事件中非理性情緒的蔓延。

　　比如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化鋼鐵公司股權調整引發職工不滿，民營企業派駐的總經理被活活打死，網絡跟帖幾乎一邊倒地贊揚通鋼“工人階級了不起”，幸災樂禍于“打死個把資本家有什么了不起”。日前，北京市二中院對“人肉搜索第一案”作出終審判決，認定網友侵犯王菲名譽權事實成立，判令侵權人作出賠償。王菲因為有外遇導致妻子跳樓身亡，被網友騷擾而被迫辭職，其他單位不敢聘用，被網上“通緝令”、“追殺令”嚇得幾個月不敢出門，甚至連父母家門口也被貼上寫著“血債血償”的恐嚇標語。

　　但是，作為一支新生力量，中國網民發出的聲音即使出現高分貝的噪音，也仍然是社會多元意見構成和多元利益構成的客觀反映。網民作為“壓力集團”，現階段在若干具體利益問題上具有溫和表達不滿和不服從的特征，但不是政治組織，不會對社會穩定產生顛覆性影響。

　　相反，當公務員、干部、警察、城管、寶馬車主、“磚家”(專家)在網上經常處于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圍攻的尷尬境地時，是不是應該想一想，這些網絡上的“弱勢群體”在現實中是不是因為過于強勢或突破道德底線而難以制衡？

　　可喜的是，從新疆建設兵團“最牛團長夫人”事件到湖南湘鄉市校園踩踏事故，政府對網絡輿論應對提速，并加大對嚴重違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員的問責力度，一個網上官民良性互動的局面正在形成。

　　因此，展望2010年，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網民若能以更好的技巧弘揚正氣、參政議政，那么它定將更加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