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調查中，這個所謂神話的制造者石勝平，向記者否認了這個傳聞。他說，自己的財富主要來自集資經營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現象已在當地消失。被媒體廣為報道的“乞討大戶”李文義曾以此為生，現在，他的兩個孩子就讀于中寨中學，且學習成績優異。

　　“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每當有外人和他談論起小寨的討要現象，37歲的年輕生意人石永茂總是憤憤不平。

　　5年前，靠敏銳捕捉到的漲價信息，出租車司機石永茂開始大量收購當歸。在當歸價格完成一輪從每公斤十幾元到七八十元的“過山車”式瘋長后，他發家致了富，蓋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黃色建筑，開始經營百貨生意。

　　他對記者說：“我敢說，這條街道的樓房都是靠勤勤懇懇的勞動蓋起來的，沒有一家是靠乞討蓋起來的。”

　　事實上，小寨的建筑仍以土坯房、磚瓦房為主。記者實地走訪的小寨1社、虎龍村、水坪村等幾個更為偏遠的村莊，少見修建較為新潮的房屋，大多仍是當地多見的土坯房。媒體報道稱“多見二層小洋樓”的地方，多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兩旁。

　　另外，記者了解到，隨著當地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當地“中國當歸之鄉”品牌的日益擴大，不少頭腦靈活的農民正依托在中藥材產業鏈上，勤勞致富。

　　“山大溝深，民風淳樸，沒有‘調皮搗蛋’(當地方言，意為不聽話)的。”小寨留給駐村干部楊維科的印象并不壞。

　　記者踏訪小寨村1社的當天，村里剛剛死了人，恰逢出殯，每家每戶要在自家大門口燒麥草，祭奠亡靈。這個山里的村莊，仍然保持著很多地方看不見的古樸風俗。

　　小寨村的救贖之路

　　一條通往小寨的寬約七八米的砂石土路，緊挨著沖刷出川都溝的河流，蜿蜒連綿5公里，隨處可見刷寫在墻壁之上的藍色標語：“別跪了，站起來”。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條道路在夏季經常會被泥石流沖斷。這使封閉的小寨和外界的交流變得更加困難。

　　小寨村農民外出乞討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岷縣志》中冷峻地敘述道：“1960年，由于連續自然災害和工作上的失誤，發生嚴重饑饉，形成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上世紀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決溫飽，村子里出現了最早一批外出討要的人。背井離鄉的初衷，再現實不過，“莊稼不夠吃，連青稞面也吃了上頓沒下頓”。

　　那時，整個小寨村都面臨著饑餓的威脅。據村支書楊金忠回憶，小寨那幾年連年遭受自然災害，“天曬雨打，連年冰雹，莊稼幾近絕收”。

　　這是小寨村最為艱難的歲月。在快速增長的人口和有限資源的矛盾沖突中，環境承載的壓力越來越大。為求生計的村民紛紛砍樹、挖野藥自救。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小寨的外出討要現象漸成規模。最為嚴重的一個村子，“60戶村民僅有4戶沒去討要”。

　　進入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貧困依然困擾著這個村莊。

　　楊金忠將小寨貧窮的原因歸結為“人多地少，靠天吃飯”——擁有2514畝土地的小寨村，養活著2624口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畝。

　　來自官方統計的數據顯示：2009年，這個村莊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達到1980元。而這一年，全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關。

　　從嚴格意義上講，被媒體稱為“乞丐村”的小寨，并非指一個村莊。按照行政劃分，小寨村下設12個社。2004年，全國撤鄉并鎮的大幕拉開。這一年年底，小寨鄉被合并到中寨鎮管轄。

　　5年來，來自當地政府的各種傾斜政策向小寨匯聚，試圖拯救這個村莊。

　　建學校是這條救贖道路上的重要一環。為防止寒、暑假期間一些家長帶領小孩外出行乞，中寨中小學的學生被要求每隔10天必須返校。每個假期，每個學生家長都會收到來自學校的一封信，教育他們告別恥辱。

　　56歲的薛合存被列為低保戶后，再也沒有出去乞討過。放眼這個“老乞丐”的家，吃的面粉、炕上蓋的軍被、身上穿的阿迪棉衣，都來自政府的幫扶。在總共524戶人家的小寨村，享受低保政策的家庭數量已超過100戶。當地政府還為一些特困戶提供補助資金，修繕危房。

　　長期的造血功能也被提上議事日程。據介紹，目前，小寨村正在實施“整村推進”的扶貧項目，旨在幫助小寨農民發展暖棚養植等致富方式，以增加收入。

　　盡管救贖之路仍顯漫長，但45歲的虎龍小學校長郎俊文相信，“小寨的乞討現象僅是暫時的產物，終究有一天會銷聲匿跡。”

　　他自稱是一個“負重者”。作為一個教育者，他試圖用正確的思想喚醒這些農民的子弟，“勤勞致富是根本，靠自己的雙手才能改變命運”。

　　等待正名的小寨

　　流動是人類基本的命運。不過，小寨人的這種流動總是沉重的。

　　在通往岷縣的長途班車上，我開始想象小寨村的模樣：封閉的、人跡罕至的、孤獨的、絕望的、掙扎的。

　　剛到小寨那個下午，我多多少少有點失望：呈現在我眼前的小寨，和西部的大多數村莊相比并沒有什么兩樣。他甚至有點詩意與熱鬧：一條小溪靜靜地流過村莊，婦女們在小溪旁洗衣聊天，兩幢現代化的教學樓里傳來瑯瑯讀書聲。

　　但走進他們的生活，觀察他們的言行，你就會發現，詩意與熱鬧都是表象，掩蓋不了它的貧困與憂傷。

　　哲人黑格爾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小寨，我一直努力地在尋找促使這種流動的合理性。答案或許很簡單，嚴重的地域差距、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制造了流動所需的不平衡。

　　當這種行為被大多數人效仿并上升到文化層面，就會表現出極大的慣性。小寨就是這樣一個復雜的矛盾體：既滿腹委屈，又無可奈何；既民風淳樸，又道德崩潰、秩序失范。

　　而外界的過分關注，讓小寨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表面上，那些刻板成見的媒體印象并沒有影響到小寨的節奏，但被污名化下的村莊，其實“很受傷”。

　　不得不說，是一些媒體不夠全面的報道推進了小寨村污名化的過程。當媒體將道德大棒砸向他們眼中所謂“丑”的東西時，事實上，偏見已經形成。

　　從某種意義上講，小寨村很像曾經被妖魔化的河南。污名化的過程很容易完成，而為其正名的過程卻相當漫長。任何一個理性的記錄者，應該理性地看到小寨的變化和當地政府做出的努力，面對卑微的生命，理當心存悲憫，而不是以獵奇者的優勢心理去摧毀這個鄉村的秩序。

　　在虎龍村陪我采訪的村支書包來忠，再次打算向上級打辭職報告。妻子腎結石手術，先后花掉了3萬多元，致使他欠下一屁股債。鄉里去年特事特辦，將他家列為低保戶，每月領50元的補助。但這不能解決長遠的問題。對于這個45歲的男人來說，打工是他唯一能還上貸款的方式。他打算年后外出打工。

　　握別時，我擁抱了這個男人。

　　離開小寨時，我花一根煙，請一個騎摩托車過路的年輕小伙兒載我出了川都口。他問我：“你感覺我們這怎么樣？”

　　不等我回答，他說：“地方不好，人窮得很。待著還成。”

　　我默然。冷風嗖嗖地從我臉上像刀子一樣刷過…… （本報記者 張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