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矛盾令不少村民聯合起來,上訪到省市上級單位,并求助媒體。

　　對此,廣東電視臺曾報道,2009年2月揭東縣國土局查實,大坑村私自轉讓并擅自改變土地的用途是違規的。但5月份揭東縣國土局又同意大坑村的申請把位于該村莊中央的學校舊址改變用途。

　　去年8月底,大坑村委刊登公告,公開拍賣原大坑小學這塊面積近10畝的土地。公告明確寫明,只有對本村公益事業捐款累計達到200萬元以上者才能參與競拍。而達到這個標準的僅有王旭文一人。

　　對此,王旭文回應,別墅的地是村里為感謝其善舉,村民代表開會同意無償贈與的。“村委為了看起來手續合法,所以搞了‘200萬以上捐款才能參加拍賣’的手法。后來這塊地我也沒要了。至于把農田改建成公園廣場,也是很多地方建設新農村都有的。”

　　玉湖鎮鎮委書記蔡毓也承認,當時用地手續還沒有完善,土地流轉的時候批文還沒有下來。這樣拍賣也是“不合法的”,現在別墅和工業園已經停工,原來已建了部分的別墅已經推倒,這些地塊將重新進行拍賣,并將條件放寬到每個村民都可以參與。至于良田建為公園廣場,有鎮政府人員表示,“建廣場也是搞綠化,沒有改變農用地的用途”。

　　誰在幕后“操盤”“這件事其實就是老板與老板之間的爭斗”

　　既然改名、占地建房等事情意見如此大,當初又是怎樣通過的呢?

　　按大坑村的習俗,60歲以上的老村民在開會時的意見都比較受尊重。村民們告訴記者,2005年到2007年,王旭文每年會給這些老人每人100元的慰問金,取得他們好感。建公園、小學、村委大樓等其實都是全村集資,通過公益理事會操辦,并非王旭文一人獨資。

　　村里負責籌措使用村民集資款的公益理事會,王旭文因捐款多也任會長。“到后來,老人們發現不妥,但已經控制不了了”。

　　對此,王旭文也承認給老人慰問金和當會長的事,但目的“僅是為慈善”。

　　玉湖鎮方面也對村民的質疑不予茍同。蔡毓向記者夸獎王旭文是大坑村熱心家鄉公益的企業家。

　　“他17歲帶著16元出去深圳賺錢,事業有成后一直熱心家鄉建設,現在已經在大坑村捐款500多萬元,建學校、老人中心、辦公樓、道路等。去年還評上揭陽的蓮花慈善獎。”

　　“這件事其實就是老板與老板之間的爭斗!”蔡毓認為,網上的帖子是部分村民在炒作。蔡毓道出原委:村里有三個老板,都是出外做生意賺到錢的,想回報家鄉建設爭面子。而這三個老板里面,王旭文賺的錢最多。于是常常遭到與其他老板聯合相熟的村民反對。“后來,我們通過做工作,有一個惠州的老板已經放棄(爭斗的想法),但另一個老板則仍然沒有想通,那些反對的、發帖的村民,都是該老板的親戚或熟人。”

　　王旭文接受南方日報記者采訪時,滿肚委屈,“另一個出外經商的老板,想在村里以自己個人名義建一個祠堂,讓我支持他,我沒有同意,于是他就聯合部分村民,到處上訪,搞事”,王旭文直言,他捐款建設老人活動中心、引山泉水到戶、修村道、建學校等等,“一點回報都沒有”。

　　但王賀等老村民也透露,“一些老板就是不滿意王旭文捐款后,想占村里的地建房,才聯合村民通過書面向上級反映情況的,王添就是一個惠州老板的親戚。”

　　王旭文感嘆,老板爭斗得太厲害,再看到網上的內容,使自己有些心灰意冷。蔡毓則擔心糾紛會對大坑村建設造成影響。“現在新亨到大坑的村道馬上要建好了,我希望這個事件漸漸平息下去。不要影響新農村建設。”(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涉及的村民均為化名,實習生黃婧、鄭若嵐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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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必要規范資本下鄉方式

　　“地方政府應當給予回鄉投資、參與公益事業的人一定的優惠,但是不能為了招商引資沒有原則和優惠的底線,損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這里面應該以法律為準繩。就像大坑村那樣,究竟村的建設會不會觸動大多數村民利益,怎樣平衡各方的情感?土地流轉、用途改變時有沒有經過合法手續?”學者于建嶸呼吁,有關部門應及時理順、規范這些問題。

　　地處偏遠山區的大坑村僅有1100多人口,原來經濟發展緩慢,民風淳樸、生活平靜,2006年初,該村被定為揭陽建設新農村示范點,鼓勵老板陸續投資村建,熱火朝天的農村新貌變化,使糾紛也隨之而來,部分村民質疑是個人勢力在村內膨脹。

　　孰是孰非,南方日報記者調查之后,仍難以定論。時至今日,資本下鄉似乎是雙刃劍,困惑著大坑村人矛盾的頭腦。

　　長期以來,缺乏資金一直是造成農村發展相對滯后的瓶頸。不少農村問題專家認為,當前最需要的是資本下鄉。自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民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以來,土地流轉為資本下鄉開了一扇政策之門。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促進農民增收和就業,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資本下鄉,土地流轉成為不少鄉村促進社會發展,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途徑。

　　然而,在資本下鄉發展新農村的過程中,如何既不損害投資積極性,又規范操作,尊重民意,和諧推進,不但考驗著大坑村,也引起了人們的反思。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發展研究所的專家黨國英、于建嶸認為,資本下鄉在推進過程中出現類似大坑村這樣的糾紛,主要原因在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清楚,歸屬也不明朗,公共利益被侵占就會導致一些群體性事件。具體來說,有政策制定的問題,也有推進過程中有沒有依法進行的情況。

　　從相關法律和行政法規上看,行政村的命名,是涉及到全村重大利益的事件,應由村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由民政部門審核,報縣政府批準,并由民政部門備案。“村口牌坊的名字與村名不同,并不代表村被改名了,但在操作的時候,可以就村民的情感等因素酌情考慮,以防原來農村社會關系的平衡狀態被打破。”廣東正大聯合律師事務所張俊龍律師認為。

　　“地方政府應當給予回鄉投資、參與公益事業的人一定的優惠,但是不能為了招商引資沒有原則和優惠的底線,損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這里面應該以法律為準繩。就像大坑村那樣,究竟村的建設會不會觸動大多數村民利益,怎樣平衡各方的情感?土地流轉、用途改變時有沒有經過合法手續?”于建嶸呼吁,有關部門應及時理順、規范這些問題。

　　兩位專家建議,現階段很有必要規范資本下鄉行為,并遵循幾個原則:一、不侵犯大多數人的利益。二、地方政府要嚴格執行法律政策,不能為了招商引資而毫無原則地給予資本優惠。具體的政策由于各個地方問題產生的原因不同,可由地方政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制定相關政策。

　　“但不能因此否定資本投入對農村的積極意義”,應該規范的是投資的方向、方式,“資本下鄉本身是件好事,不但能夠帶來資金,還能帶來農村思想意識方面的變化,如投資觀念、市場觀念、如何處理社會關系等等,促進農村、農業的轉型。”兩位專家說。(南方日報記者謝慶裕 實習生鄭云如揭陽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