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扛麻袋進城”，到“拉皮箱進城”，農民工的形象在城市人眼中早已發生巨大變化。而2010年初，發生在中國“長三角”和“珠三角”的“民工荒”，再次把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拉到聚光燈下。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團委和城市規劃與管理系共同完成一項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全國調查，結果發現，新生代農民工2009年家庭平均收入為34050元，平均月收入1728元,低收入工作已很難引起他們的興趣。

　　這項調查進行于2010年寒假期間。116名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在寒假返鄉期間，以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的方式，調查了全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1595名新生代農民工。這些農民工最大的生于1980年，最小的生于1996年，平均年齡23歲。

　　比起父輩，新生代農民工更少“后顧之憂”

　　調查顯示，最近3個月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達到1728元，年總收入約為20736元，相較于一年前有明顯增長。但是2009年新生代農民工寄回(帶回)老家的錢平均每人5779元，僅占年收入的27.9%。

　　本次調查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唐杰博士認為，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觀念與價值觀念已發生了很大轉變，他們的開支更加多元化。除了對家庭盡義務，更多地要用于城市生活的消費。享受城市生活，也是他們的追求。

　　再過幾天，河南省臨潁縣米灣村的謝鵬飛又要出門打工了。這次回家，1987年出生的他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和同村的一個姑娘結了婚。但他也因此丟了之前干了五年多的工作—在一個批發市場點貨送貨。

　　對于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的謝鵬飛來說，換份工作并不難。之前的工作既沒有簽勞動合同，也沒有社會保險。但是想到將來，他有點茫然。他不想做建筑工人，因為“感覺不安全，掙錢再多也不想做。找工作第一還是看安全，第二看是不是適合我”。

　　這次回家，謝鵬飛還考了駕駛證。憑著這門新學的“技術”，他正琢磨著去當司機。除了掙錢多，他心里更重要的想法是：“希望運氣好還能碰上大老板，發展一下關系。之前打工就是整天推著小車來回跑，在路上看見大老板，都沒機會跟人接觸。”他說，他在等一個合適的機遇，要在城市出人頭地。

　　謝鵬飛選工作的標準與同齡人相比有些個性化。中國人民大學的此次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職業最看重的前三個條件是收入、發揮自己的專長、工作環境。

　　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總時長平均為43個月，工作生活過的城市平均為2個，平均每人從事過2個工種。其中，技術類工種在新生代農民工當中并不占優，只有46.3%的受調查者表示自己正在從事專業技術類工作；4.8%的人經商；其他大約一半的人做普工，即非技術性的工作。

　　比起父輩，新生代農民工顯然更少“后顧之憂”。雖然有60.1%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已經不會種地，但相當一部分受訪者家中依然有承包土地，其中最多的承包了100畝，平均每人4.7畝。在家庭收入上，受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2009年家庭平均收入為34050元，最高的家庭達到50萬元。

　　課題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張斐表示，盡管已有2／3新生代農民工不會務農，但家中仍然給他們留有最后的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的家庭收入也使他們不再滿足較低收入的工作。

　　新生代農民工眼中“城里人”的標準：“具有穩定的工作”、“擁有城里的住房”和“擁有城市戶口”

　　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前三個動機分別是：“可以掙更多的錢改善生活，擺脫貧困”、“出去鍛煉一下，長本事，然后回來自己干點事”和“出去見見世面”。

　　對于“農民工是否能成為城市人”，一半(50.7%)的受訪農民工認為“完全可能”，另有37%的農民工認為“有可能”。

　　但在問及“對自己身份的定位”時，41.7%的受調查者認為自己“不是城里人”，28%的受調查者表示“說不清楚”，只有7.1%的受調查者認為自己“是城里人”。

　　成為“城里人”的標準是什么？在新生代農民工眼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具有穩定的工作”、“擁有城里的住房”和“擁有城市戶口”。但是調查還發現，農民工雖然已習慣了城市生活，但往往還會遇到心理上的不認同與各種歧視。70%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與所在地城市居民地位上有差異”。

　　在工友之家總干事、新工人藝術團團長孫恒看來，“農民工”這個詞本身，就意味著身份不平等。“我看這個詞早晚會取消，我們應該被稱為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更合適。”

　　對近來出臺的農民工政策，孫恒和他身邊的工友都非常熟悉，也感覺農民工有希望變為真正的城里人了。“我們不要求馬上解決，但是能不能列出一個計劃，逐步地解決？給大家一個希望，才會有歸屬感。”

　　留城還是返鄉？新生代農民工意見不一

　　與孫恒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留城還是返鄉”的問題上，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調查發現，選擇“走一步看一步，視情況而定”的排在首位，為38.2%；選擇“希望長期居住在城市”和“取得城市戶口，成為城市居民”的共占27.5%；而選擇“賺夠了錢就回家鄉”和“盡快回家鄉”的共占23.2%。

　　在未來住房意向上，選擇“回老家建房”、“回老家的城里買房”和“在大城市攢錢買房”的人大約各占1／3。

　　在問及“是否想過跟城里人結婚”時，近一半(48.9%)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沒想過，只有28.2%的受訪者考慮過這個問題，還有22.8%的農民工表示“說不清”。

　　盡管許多城市已降低了農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入學門檻，但調查發現，在有子女的農民工當中，留守在老家的孩子仍非常普遍(75.8%)。參與調查的專家認為，這一方面與新生代農民工選擇的生活方式有關，另一方面也表明城市整體環境對于農民工的社會排斥并沒有明顯改善。

　　唐杰表示，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子女的城市化問題，應當得到更多重視。當前的一系列政策調整，戶籍改革是核心。我們建議有條件的城市在戶籍政策調整時，可以考慮實行“二代優先”，即對那些達到居住年限和就業要求的外來人口，允許其子女先在城市落戶，而父母遵循現有落戶政策。這不僅能體現社會公平，而且有望破解當前城市流動人口管理的一系列難題，提高城市認同感和歸屬感，促進理性流動和定居。(本報記者 黃沖 李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