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中國“慰安婦”訴求 8年來中國內地10起訴訟均以敗訴告終

　　對她來說，戰爭的陰影仍沒有散去。

　　一個多月前，日本最高法院就中國“慰安婦”訴訟案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了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的訴訟請求。

　　84歲的陳金玉老人是該案的8位原告之一。對于日本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甚至道歉的訴求都被駁回，陳金玉感到不服，“他們想欺瞞天下，但事實就是事實，這個判決只是他們單方面的立場”。

　　雖然已是84歲的高齡，但這位倔強的老人對本報記者表示，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將官司繼續打下去，討回公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內地原“慰安婦”已提出10起訴訟案件，韓國、菲律賓、荷蘭等國的受害“慰安婦”也曾在日本上訴，但都以敗訴而告終。

　　作為歷史的證人，“慰安婦”這一受害者群體正在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

　　文/圖 本報記者 曾向榮、關家玉

　　陳金玉老人沒想到，自己的人生經歷會成為“慰安婦”一詞的注腳。

　　恥辱

　　日本辭典《廣辭苑》對“慰安婦”一詞的解釋是，“隨軍到戰地部隊，安慰過官兵的女人”。而更多的學者給“慰安婦” 一詞作的定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是日本軍隊專屬的性奴隸。

　　這一切都是被迫的，也讓這些受害者一生蒙受恥辱。

　　1939年，戰火正濃，日軍的魔爪伸到了海南島。陳金玉是地道的黎族人，生活在保亭縣加茂鎮加茂村，這個偏遠的山區未能躲開日軍的鐵蹄。日軍先后在三亞、陵水、保亭等地建立多個慰安所。被抓進去的大多是只有十幾歲的女孩子，其中就包括陳金玉，噩夢就此開始。

　　14歲

　　陳金玉老人回憶，第一次被日軍強暴時，她才14歲。

　　“當時日本人把我抓去當勞工。開始我被派去種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編入了‘戰地后勤服務隊’，我還以為要比其他勞工輕松一些。”老人回憶說。

　　編入“戰地后勤服務隊”后，陳金玉就被安排去抓煙草蟲，每天都有日軍監工監視。過了7天，陳金玉和其他姐妹正在工棚里吃午飯，日本兵來了，翻譯就對她說：“皇軍叫你現在去他的房間，有事找你。”當時她非常害怕，但不敢不去。

　　她一進房間，門就“嘭”的一聲關上了，一名日軍小隊長在那里等候已久。

　　逃跑

　　被強奸后，陳金玉很害怕，就趁監工不注意的時候，逃回了家，但很快被抓了回去。“日本兵把一把軍刀倒插地上，要我在軍刀上面彎下腰手腳著地，刀尖剛好抵在我的肚子上。撐了一會兒，我就感覺撐不住了，但撐不住就會被戳死，所以我就咬著牙死命地撐。他們還用棍子打我的腰。沒辦法，我向他們求饒，說下次再也不敢跑了。”

　　這只是開始。從那以后，陳金玉幾乎天天都要被強暴。實在受不了，她就選擇逃跑。“大概跑了四五次，但好幾次都被抓回來。”陳金玉說。

　　有一次被抓回來后，日本士兵先是對她一頓毒打，再把她拉到操場上，要她四肢著地，像牛一樣爬，他們用鞭子在后面打。“當時正在下大雨，身上被打出了很多傷口，雨水一淋非常疼。”后來多虧姐妹們通過翻譯苦苦哀求，才保住了命。

　　傷痕

　　至今，陳金玉老人的臉上，仍有好幾處被日軍士兵揪打留下的傷痕。

　　1945年6月，無法忍受日軍蹂躪的陳金玉又一次選擇逃跑，躲到山上，那一次，她沒有被抓回去。直到日本投降，陳金玉都不知道，家里人上山找到她，告訴她日本人走了，陳金玉還是半信半疑。

　　“我在大山里躲了兩個多月。小心地從小路摸回家，村里人都說日軍據點里已經沒有人了。”

　　后來，陳金玉嫁給了當地的一位貧農，夫妻育有5個子女。

　　如今，陳金玉的丈夫已經過世，她一個人居住在保亭縣加茂鎮北賴下村一間小木屋里，因為主屋變成了危房，她就把廚房改成自己的臥室。

　　噩夢

　　離小木屋不遠，有一處小山坡，以前的老房子已經被拆掉，那里就是當年日軍關押陳金玉和其他受害者的地方。事情已經過去60多年，但陳金玉老人時常會做噩夢，夢見那些慘痛的經歷。

　　“我經常夢到在山坡上，后面有日本人在追我，我就拼命跑，但跑到哪里都看到日本人，到處光溜溜的，沒有躲藏的地方。我驚醒過來，嚇得要死，心怦怦亂跳，全身的肌肉都在顫抖。”陳金玉說。

　　在很長時間里，陳金玉的受害經歷不為外界所知。她的遭遇不為鄰居們理解，所以要忍受他們異樣的目光。

　　直到1996年，海南政協的一個課題組調查二戰期間的受害人，當地一位名叫陳厚志的志愿者帶著課題組找到了她。陳厚志告訴記者：“我以前聽說過陳阿婆的遭遇，所以就來找她。但第一次陳阿婆不愿意說。”

　　陳金玉有顧慮，她擔心公開真相會遭到更多的誤解。不過，最終陳金玉老人拋棄顧慮，鼓起了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