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日子都這么緊，為什么還非要修這個橋？

　　橋的位置解答了一切疑問。一端橋頭正對沙溪小學，附近有鎮上的中學、醫院、法院及政府機構。騎摩托的沙溪鎮人從沙溪大橋上走，馬上就能到對岸，否則必須走三座橋，會繞30分鐘的路。

　　這也導致了“政府蓋墻百姓拆”的怪事一再發生。政府在橋頭修建了一堵10多厘米厚的鋼筋混凝土墻，之后男人們不惜搭了梯子，從上面翻過來，還是走危橋。幾年前，大量學生要去學校考試，稍遠的橋都被水淹沒，焦急的人們終于合力把墻打穿了。

　　當地居民介紹，橋這邊的房價每平方米700元、800元，而對岸房價只有500元、600元。“這個橋要是弄好了，就不存在這些問題。橋通了能給沙溪人民帶來好多發展。”

　　“沙溪的老百姓都想修這個橋啊，如果修起來，老百姓集資都愿意啊！”李施龍說。

　　重建大橋？政府財政“困難太大了”

　　難道一鎮三鄉人民的大橋就只能這樣爛尾下去？

　　杜福興介紹，1998年，沙溪區委曾請重慶的橋梁工程專家到現場勘查，確定這座橋不能恢復了，但是老百姓不大愿意拆。工程專家初步估計，拆橋、重建一座，共要花費700多萬元。

　　700萬元！這個天文數字橫在現在沙溪鎮政府面前。他們坦言，“困難太大了”。

　　“我們逐年爭取，前年上級財政下撥了190多萬元，去年到了110萬左右，共300萬元，準備用于重新建設這座橋，現在都保管在通江縣交通局。但是始終不敢動手開工，這個錢也一直不敢動。因為資金缺口太大，不能做了一半又擺個問題在那里。”杜福興說。

　　沙溪鎮曾是紅四方面軍的總后勤根據地，留有紅軍烈士陵園。三年前，國家撥款修建了平坦的山區公路。“我們也曾經想把這座橋納入規劃，但是它的資金要求太大，我們爭取幾次，都沒辦法納入進去。”

　　而且現在指望老百姓再次集資，也成了“不可能”。

　　“我們這個地方原本就比較窮，過去是沙溪區六個鄉集資，一人20元也能有80萬。2005年，撤區并鄉后只有一個鎮，鎮上只有兩萬人，去年開人代會要求集資，老百姓通不過。”杜福興說。

　　“其實上面政府也很重視這個事情”。杜副主席介紹，為了方便老百姓過河，在上游一個叫二郎廟的地方修建了一座鋼筋水泥橋，由于那里河水較淺，修建花費100萬元，遠小于沙溪大橋的花費。

　　那么可不可以就此拆掉危橋，不再建？

　　“那不修又不行啊！”杜副主席說，“因為過往的人很多，沙溪鎮有7000多人在河對岸、上游勝利鄉和并入的梁鳳有接近1萬人，4個鄉鎮約有1.7萬人需要過河。”

　　老百姓把100萬元修的那座橋叫做“漫水橋”。因為如果進入汛期，山洪暴發，水位上漲幾十米，那座橋就會被淹沒，無法通行。

　　“要是連續六七天水不退，那老百姓要去醫院、要上學，就一定得走現在的危橋。低水位的橋只能滿足臨時的通行，真正解決問題還是要修這個大橋。”杜副主席說。

　　他說：“我們這里，在整個四川省來講還是比較困難的，一年本鎮、上級配備的財政收入，共計4000多萬元，但花費要幾億元，只有虧空沒有盈余。”

　　他介紹，鎮上有1.7萬農業人口、3000個非農人口，但公務員僅有18人。“即使加上農業服務站、水利服務站等事業單位人員，也才40多人，效益工資也還沒到位，工資相當低。”

　　“有事故，是老百姓自愿要過的”

　　杜福興坦承這座橋上“摔死過好幾個人”。

　　“也不攔著嗎？”

　　“攔了，攔不住啊。”杜福興提到在橋頭設混凝土墻警示阻攔，“但是老百姓不管那么多，拿鉆子打穿了一個洞。再封上，他又要打！”

　　中國青年報記者問：“那政府就沒有辦法了嗎？”

　　“沒辦法咯。老百姓有通理的，有不通理的。”杜福興無奈地笑了笑。

　　他介紹，遇到山洪、下暴雨的時候，政府還會出動安全保衛的人員去把守橋兩邊，防止群眾過橋。

　　“這樣在兩頭看著，能防止得住嗎？”記者問。

　　杜副主席承認“很難看得住，就是要過啊，沒辦法啊”，“但是也要看啊。因為老百姓沒有別的路可以走，船也沒辦法放”。

　　“有人掉下來那怎么辦？”

　　“掉下來，那政府買單啊。”杜副主席說。

　　“既然實際上人們一直在通行，能不能考慮先修上護欄？”

　　“還是不能修護欄。因為專家核實這個橋是危橋，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塌，按理說是不能通行的。設了護欄，就等于政府變相允許老百姓可以過這個橋了，那樣又怕發生不安全的事故。”杜副主席說。

　　“現在不就已經造成事故了嗎？”中國青年報記者問。

　　“有事故，那是老百姓自愿，自覺自愿要過的。如果政府圍了護欄，允許群眾大量通行，出了問題，我們擔不起這個責任，不好交待。比如那位騎摩托車出事的村民，其實他完全可以繞路從漫水橋上過，原因不在我們，在他自己愿意圖方便走危橋。所以我們政府只給了他家5000元安葬費。”杜副主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