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線上的青春

　　在富士康廠區，隨處可見“魔鬼藏在細節里”的標語。這里的管理、運營乃至價值觀，都堪稱細節化。

　　每個人胸前都掛著一張工牌。用這個牌子，可以進出大門、到食堂用餐、上下班打卡。每張卡的背后都留有火警、匪警、工會、醫療、餐飲等方面的查詢電話。

　　每位員工從流水線上下班以后，就連吃飯也是從傳送帶上拿飯盒，然后找到位子去吃。每天，位于廠區的中央大廚房都會源源不斷地將按比例配置的飯食用錫紙包好，按時間分別供應到各個餐廳。

　　甚至，員工日常著裝規范也被具體到這樣的細節：夾克的拉鏈不拉或者拉到一半都是不規范的，要拉到前胸位置。

　　記者不止一次來過富士康園區，但每次來都要有廠區內部人員來接才能進入。白天走在廠區的馬路上，很少見到閑逛、嬉笑的人群，每個人似乎都有明確的目標，直奔而去。

　　記者提出利用員工的午餐時間采訪，但被笑著拒絕了。原因是：一個普工生活的一天是這樣的：6：50起床，洗漱、早餐，步行到公司，穿上統一的工作服；8：00準時上班，中午11：00下班，一個小時的吃飯休息；下午從1：30-5：30上班，再吃飯休息一小時，晚上8：00下班。中午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如果算上排隊等待和來回走路的時間，吃飯的時間只有十幾分鐘。

　　而在一個宿舍內部，舍友間的關系并不密切。每個人進廠后都是隨機被分配到一個宿舍的。陳宏方告訴記者，富士康工會在開展心理輔導講座時，曾做過這樣的事，有工人能說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獎勵現金，但是，絕大部分人答不出來。

　　即使是個別性格開朗的人，也容易被這樣的生活同化。自殺的員工之一盧新就是如此。這個曾經報名參加過“快男”比賽，唱歌、跳舞、旅游樣樣喜歡，和同事關系也不錯的大男生，就在自己自殺的前3天，寫了一條QQ簽名：一切都過去了。

　　這個湘潭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其實早就被列入干部儲備班名單，可能再熬上一段時間，就可以晉升。但是，在富士康，“干部層次一共分為十四級，從師一級到師十四級，新人進來從師一級開始，兩三年調升一級，要調到師四五級這樣的管理職位大概要十年工夫。”

　　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十多年的男青年，今年35歲，月薪8000元，手下管理著一個900人的車間。談到這一讓人艷羨的成績，他攤開手掌，向記者數起自己已經拿到手的各種證書和文憑，不一會兒，兩只手都數完了。

　　劉志毅，這個臥底富士康28天的《南方周末》實習記者，很驚異偌大的一個廠區，竟然連一個老鄉會都沒有。“每個人在廠區里面活動，但每個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連姓名都不會多問。”

　　在劉志毅看來，一個人在社會理應有很多層的關系，并且成為一張網。但是在富士康，一個人除了生產線外，幾乎沒有其他的集體關系，僅此單一的社會關系，他們每個人都成了一個孤立的點。永無休止的面對機器后，一旦遇到難以承受的焦慮與壓力，最容易自殺。

　　像對待災難一樣進行社會援助

　　“什么？又有人要跳樓？”5月17日，正在接受記者采訪的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竟然接到了這樣的電話。細問之后才知道，一位富士康女員工與同在該廠上班的丈夫吵架，其夫聲稱：“富士康那么多人跳樓，你也去跳樓吧！”

　　經過員工關愛中心的連續疏導，該女工的情緒逐漸平復，但留給人們的驚訝卻遠遠沒有平息。劉坤告訴記者，員工關愛中心每天都會接到很多員工的見面咨詢和電話求助。

　　為了杜絕墜樓事件接二連三地出現，富士康從4月上旬開始“花錢買信息”，任何職工只要發現身邊的同事情緒異常，便可通知心理醫師或者部門主管。若情況屬實，公司獎勵200元，目前已經成功控制了30起類似事件。

　　“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自殺事件會對其他員工造成心理陰影，這種負面能量一旦流動起來，在一個以80后、90后為主要群體的人群中是很危險的。”長期從事社會心理咨詢工作的孫淇老師說。

　　“自殺可能跟很多原因都有關，但一定是綜合力量作用的結果”。孫淇認為，初到陌生的城市打工，工作壓力大、身體出現狀況，再碰到婚戀問題，在沒有得到社會幫助的時候，那些沉淀下來的深層次的沒有解決的問題就會跳出來，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只是一根稻草，力量也足以讓人崩潰”。

　　專家們認為，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發生多起自殺事件，跟心理暗示有關。“有的時候，做了某件事，才發現自己已經受到了某種心理暗示。比如9連跳事件中的那名女子能夠生還，是因為在跳下去的一瞬間突然后悔了，做出了自我保護措施……”

　　劉坤說：“新員工剛進廠沒多久就出事，說明富士康對他們的人文主義關懷不夠。近一兩個月來，發生一連串突發事故，說明我們在管理上出現了問題。”

　　劉坤介紹，富士康也開始重視員工的心理異常波動，并為此展開了針對員工心理干預的措施。但是，僅有企業自身的心理援助體系是明顯不夠的。孫淇告訴記者，心理治療領域一般都是以不求助不治療為原則。因為只有當有人發出求助信號后，進行心理救助才有效。

　　深圳市社科院長樂正也告訴記者，富士康作為一個企業，很難承擔社會、政府應盡的責任。富士康上班時可以管著你，下班后就不管了。在當下這種完全競爭社會下，必須明確，在發生這類事件中，第二責任主體是誰？

　　樂正認為，地震災情發生后，馬上有社會援助組織等社會資源介入，而且是在第一時間內。富士康發生跳樓事件后，還沒有一個社會組織能夠介入，實際上，整個社會對目前事件中的員工心理、生活的關注還存在很大的空白。政府應該出面委托一家專業的機構進行專題調研，或者另行安排一個獨立的調查機構，對此進行專項調查，提出整改意見。

　　孫淇表示，事件發生后，她已經和幾個同行商量過，如果有可能，他們愿意作為社會援助組織介入。(記者 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