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在車禍現場拍攝采訪時，遭到交警的阻攔甚至被搶走相機，此事引起區內多家媒體的質疑，交警是否有權阻止記者采訪、“妨礙公務”如何界定等問題也引起了人們的思考。

　　車禍現場記者警戒線外拍照，相機遭交警搶奪

　　6月21日上午9時20分許，本報攝影記者接到線索，在鳳凰南街與南薰街交叉路口，一輛廂式小貨車將一位過馬路的老人撞倒，致老人當場死亡。聞訊后，記者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此時，一名處理事故的交警要求記者停止拍攝并遠離事故現場，隨后開始架設隔離帶。本報攝影記者也退出隔離帶范圍，并在較遠處繼續拍攝。

　　此時，銀川市公安局交警支隊興慶區一大隊大隊長馬洪文再次前來阻攔，本報攝影記者表示自己已退出隔離帶范圍并不曾影響警方工作，但在馬洪文的帶領下，4名交警上來強行將記者手中的相機奪去并扣押。整個過程中，警方只口頭表示是因為記者妨礙公務而對記者的相機施行扣押，但未向記者出具任何扣押證明，也不曾表示是根據哪條法規判定記者行為構成了“妨礙公務”。

　　當時在場的另一家媒體攝影記者說：“他們(交警)的態度非常蠻橫，上來就搶奪相機，最后相機都被扯成了兩半。他們有什么權利阻止我們拍攝？《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中明確規定，記者在依法進行新聞采訪時受法律保護。”

　　交警支隊執勤交警不冷靜

　　當天下午，記者來到興慶區交警一大隊采訪了當事人之一的馬洪文。馬洪文表示：“當時趕到現場后，只見一個小伙子在拍照，問他是干什么的，他不說話，也不出示工作證，我們視為沒有采訪的權利，因此將其驅趕并沒收了他的相機。”但本報攝影記者表示，對方自始至終沒有詢問其身份，交警也未讓其出示工作證，并且他始終在警方設置的隔離帶之外拍攝，并沒有干涉警方工作。在被問及如何認定本報攝影記者是“妨礙公務”行為、是按照何種法律法規執行時，馬洪文并沒有正面回答。

　　隨后，記者就此事到銀川市公安局交警支隊進行采訪，但支隊相關領導以工作忙為由一再推脫，記者輾轉幾次都沒有采訪到。不得已，記者于6月22日下午來到了銀川市公安局紀檢部門了解情況。在市局紀檢部門工作人員的安排下，記者聯系到了交警支隊紀檢書記，在他的帶領下，這才見到了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副支隊長李建國。

　　面對記者的采訪，李建國表示：“交通事故現場應該不存在不可拍攝的問題，也許是因為民警執勤壓力過大，在處理問題時不太冷靜才造成了如此局面。”“怎樣的行為才算是‘妨礙公務’，如果構成‘妨礙公務’因依據怎樣的法規處罰？”李建國表示：“‘妨礙公務’是基于多種因素構成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當時我并沒有在現場，需要跟辦案民警了解詳細過程后才能判斷。”

　　律師交警執法違規，記者采訪權受法律保護

　　那么，本報攝影記者的行為是否構成“妨礙公務”？交警部門在執行公務時，有沒有權利扣押記者攝像器材？應不應當出具扣押證明？記者就此咨詢了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銀川分所見習律師趙剛。

　　趙律師表示，并沒有相關法律明文規定在交通事故現場不可以拍照。趙律師說：“法律條文里并沒有規定交警可以扣押記者的采訪器材，所以，交警的執法權需要質疑。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公安機關還是交警部門，在執法過程中，扣押物品、拘留人員等，都需要向當事人出具證明，必須有正常的法律程序，興慶區一大隊民警在執法過程中沒有出具證明的做法肯定是不對的。”

　　趙律師說：“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明確規定：妨害公務罪是指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人民代表依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責，或者以暴力、威脅以外的方法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趙律師認為，在不影響警方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記者應該具有采訪的權利。

　　截至昨天晚上記者發稿時，本報攝影記者的尼康D300工作相機仍被交警扣押，也依舊未出具扣押證明。(黃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