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5日電 《新華澳報》8月4日發表評論文章《馬英九另成立兩岸小組說明了什么》說，馬英九另成立“兩岸小組”并沒有弱化“陸委會”的功能，而是較之過去更加重視大陸政策，馬英九今后必將全力推動大陸政策的“開放”、“松綁”，改變過去要“踏煞車”的構思。

　　文章摘錄如下：

　　正當馬英九親率“行政院長”劉兆玄和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高孔廉(董事長江丙坤在英國出公差)前往“陸委會”探視，與“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打得火熱，被各種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解讀為馬英九其“陸委會”和賴幸媛“背書”、打氣，并高度肯定其地位及工作之際，臺灣媒體卻突然爆出一則“秘聞”，謂“馬政權”成立后已在“行政院”悄悄地成立“兩岸小組”，由主管財經的“政務委員”朱云鵬負責“兩岸小組”的運作。重要的兩岸議題，“陸委會主委”賴幸媛也會參與。由此在現行“馬劉”體制下，“行政院”在兩岸政策的推動上有一定重要角色，“陸委會”的功能則相對減弱。該則“秘聞”還表示，劉“內閣”“兩岸小組”開會結果，朱云鵬與“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會進一步向劉兆玄提出匯報，并由劉向“總統府”、“國安會”交換意見后，提交“行政院會”討論通過。相關“陸委會”官員說，最近“陸委會”幾次委員會其實都在“追認”“行政院會”通過的兩岸政策。

　　甫看到此則報導，似是與馬英九率隊探視“陸委會”所要表達的“挺陸”、“挺賴”肢體語言及目的，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實際上，既然馬英九以“陸委會”成立十八年來，首位“總統”親身探視“陸委會”的““大動作”，并在“陸委會”以明確的語言，高度肯定和支持“陸委會”和工作，那就等于是給予了“陸委會”在兩岸政策方面較高的定位及執行權力，為何又突然冒出了“陸委會”的功能相對減弱之說呢？

　　經仔細閱讀這則報道，其實是“過去式”的描述：一是“馬政府成立之后”，那是兩個多月以來的事情；二是“最近‘陸委會’幾次委員會，其實都是追認‘行政院’會通過的兩岸政策”，也是過去幾個月的事情；而非“現在式”。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議規則”第六條規定：“委員會以每個月舉行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將召開臨時會議。”既然是“陸委會最近幾次委員會”，那就應是指從“五·二零”后起計，每月舉行一次，滿當滿算的三次會議了，而絕對不是指“目前態勢”。

　　在“過去式”中，“行政院”內設有“兩岸小組”，及“陸委會”的委員會議其實是在“追認”“行政院會”通過的兩岸政策之舉，其實是正常以至是“理所當然”之態。其中，既有制度上所需，也有馬英九宣布委任賴幸媛為“陸委會主委”，遭到自己陣營反彈及對岸也有所困惑，而必須作出“補救”之作。

　　在制度面上，看來馬英九是很自覺地把自己當年出任“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時的認知、情感和經驗，融匯到當今對“陸委會”的實務工作中去。實際上，早在“陸委會”成立之前，馬英九出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之時，就奉蔣經國之命，為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政策草擬了“穎考項目”。去年兩岸都紀念的“兩岸開放二十周年”，就是始于根據馬英九的“穎考項目”而制訂的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政策。稍后，馬英九獲當時的“行政院長”俞國華延攬入“閣”，出任“研考會”主委職務，并兼任“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當時，兩岸開放政策正是暖身起動階段，相關研究、規劃作業，在行政系統是由“行政院”的“大陸工作會報”司其職，黨務系統則是“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全權負責；而“政”、“黨”兩部門的大陸事務工作，馬英九不但都參與其中，而且是實際參與運作。“大陸工作會報”的主要政策研擬，是由“研考會”統籌。也就是說，馬英九實際上是參與、主導早期的兩岸政策的主要關健人，甚至被形容為草創者。一九九零年十月，在“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的基礎上，“陸委會”正式成立，由“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兼任“陸委會主委”，“研考會”主委馬英九轉任實際主持工作的“陸委會特任副主委”。時任“行政院長”的郝柏村曾頒獎章給馬英九，表揚其在“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期間，規劃大陸政策功績卓著。

　　從當時的“行政院”高度重視大陸工作，指派“副院長”兼任“陸委會”主委，而身為“陸委會”的前身--“大陸工作會報”的執行秘書的馬英九躬逢其盛，當然是親身感受到此一體制的權威性及決策力。因而在“五·二零”后、百廢待興之際，很自然就把自己當年的經歷、經驗代入進去。尤其是在賴幸媛的任命遭到自己陣營內部強力反彈，而對岸也大為困惑之際，馬英九在“行政院”內成立“兩岸小組”的做法，實際上等于是恢復當年“大陸工作會報”之舉，而不值得大驚小怪，也不是刻意削弱“陸委會”的功能。

　　何況，按照體制，“陸委會”本來就是一個幕僚和協調機構。其一，按照“憲法”規定，“陸委會”所職掌業務屬于“國安”范疇，由“總統”親自掌握，并受“國安會”指揮。其二，“陸委會”與“外交部”、“經濟部”等“部”級單位相比，只是一個統籌協調機構，“行政院”內涉及大陸事務的各相關部會的負責人，都是“陸委會”的委員。為此，“陸委會”是幕僚機構及執行機構，而不是決策機構，決策權掌管在“總統”和“國安會”的手中，盡管“陸委會主委”也是“國安會”的成員。三、在行政層面上，正如前述，最早期“陸委會主委”由“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兼任，后來改由“政務委員”張京育出任。這除了是折射了當時的臺灣當局較為重視大陸事務之外，也凸顯了“陸委會”身份難以“獨立”，必須受牽制于“行政院”的狀態。陳水扁上臺后，似是不屑于國民黨執政時代的這套體制，才有“陸委會”的“強勢”，甚至還發生了作為下屬的“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公開反駁他的談話內容的怪事。而馬英九上臺后，似是要把被陳水扁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因而在“行政院”內成立了“兩岸小組”，并不出奇。

　　但在賴幸媛上任后積極配合馬英九的“開放”、“松綁”政策，尤其是在極為希望賴幸媛發揮“踩煞車”作用的“臺聯黨”和民進黨都“恨鐵不成鋼”地要炮轟她“下臺”，將直接威脅到馬英九的“面子”之時，馬英九給予了“陸委會”和賴幸媛極力的支持。除了是親自探視“陸委會”并予以鼓勵打氣之外，還授權“陸委會”主導成立有“國安會”、海基會、“體委會”、中華臺北奧委會和通訊傳播委員會參與的“北京奧運緊急應變小組”，并由“陸委會”主管文教工作的副主委張良任出任召集人，還由“應變小組”指派其成員、“陸委會”文化處長陳會英親到北京奧運比賽現場作第一線指揮，可見馬英九并沒有弱化“陸委會”的功能。實際上，在陳水扁時代，此類業務是直接由“國安會”負責，并是由“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召集“陸委會主委”等幾個人“策劃于密室”，“陸委會”本身并不具有實質應對和決策權力。就此而言，“陸委會”的功能不但沒有被弱化，相反還有獲得“國安會”下放部份職權的跡像。

　　當然，即使是有“行政院”成立“兩岸小組”這么一回事，從另一角度看，也并非等于是“陸委會”的功能被弱化，而毋寧說是馬英九比過去更重視大陸政策。這極有可能是馬英九上臺后，遭遇到并未能預料到的因受制于國際大環境，及陳水扁留下的“爛攤子”積重難返，他的“馬上就好”承諾難以兌現，民意支持度如同跳水般直落。為了自救，在短期內難以指望國際大環境好轉的情況下，就只有寄望進一步開放大陸政策來“打救”了。因此，馬英九才有“北京奧運后兩岸將很熱鬧”之說，也才有馬英九出訪過境美國的“低調到不行”，避免刺激美國和大陸之舉。既然馬英九如此對兩岸政策寄予了如此的重視，也既然未來兩岸談判會進入較復雜的高階層次，那在“行政院”內成立“兩岸小組”，提高大陸政策的決策層級，也就是順理成章。就此而言，可以窺見馬英九今后必將會全力推動大陸政策的“開放”、“松綁”，改變過去要“踏煞車”的構思。(富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