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款款深情的“喊話信”

　　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是時任中共中央對臺工作小組副組長廖承志致蔣經國信中的一句話。1982年7月24日，作為蔣經國昔日在蘇聯的同窗，廖承志用感性的文言文給他發去電報：“經國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寥廓海天，不歸何待？’……”

　　第二天，這封以個人私誼為聯結點、浸透著濃濃民族感情的信件在《人民日報》發表，引起海內外極大震動。而一些新的對臺政策已于上一年漸次展開。

　　1981年的國慶前夕，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就臺灣問題發表九條談話，史稱“葉九條”。葉不僅建議“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還首次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并可保留軍隊”……只是，“葉九條”發表后，兩岸交流未見起色，臺灣仍然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兩年后，鄧小平進一步闡明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大陸不派人去臺，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這是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說的話。談話一開始，楊力宇便批評中共對臺政策的兩大主軸：對臺的武力威脅及在國際上孤立臺灣。“北京必須在武力及外交兩大問題上展現善意。”

　　在聆聽楊的分析后，鄧作出響應。“他強調，如北京放棄對臺用武的可能性，中國將永遠不可能統一；而中共的武力并非針對臺灣人民，而是針對臺灣的分裂勢力及外國對臺的野心。至于臺灣的國際參與，鄧小平提出一個新的政策：臺灣可以保留其在亞洲開發銀行(亞銀)的席位。”楊力宇事后回憶說：“鄧雖深知臺港問題之嚴重性及復雜性，但卻展現中共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的信心。”

　　二十多年過去了，香港早已回歸中國，而臺灣的真正問題并未獲得解決。這是楊力宇惟一的惋惜。

　　“江八點”遭遇“李六條”

　　沒有回歸，并不意味著沒有交流。“鄧六條”發布四年后，蔣經國開放老兵大陸探親，揭開了兩岸民間交流的序幕。1988年，大陸成立國務院臺灣辦公室，三年后，成立海峽兩岸關系協會。而海峽交流基金會則在1990年就在臺灣成立。1993年，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和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兩會領導人第一次會談。

　　與此同時，在美國的慫恿下，臺灣的分裂傾向也在發展。為遏止這股勢力，江澤民的“江八點”遂于1995年1月30日出臺。在徐博東看來，“江八點”中最具新意的內容之一是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可以分步驟進行，即“作為第一步，雙方可以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江八點”還首次使用“我們歡迎臺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份前來大陸訪問；我們也愿意接受臺灣方面的邀請，前往臺灣”的新提法。“所謂‘適當身份’，意指訪問的身份應符合一個中國的原則。”徐博東說。

　　兩岸政治的云詭波譎常常出人意表，誰也沒有想到，三個月后，臺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會拋出“李六條”，全面拒絕了“江八點”提出的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呼吁。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計劃中的訪臺行程亦被迫嘎然而止。

　　“和平發展”取代“和平統一”

　　之后陳水扁“執政”八年，繼續玩著挑釁大陸的游戲，推動“去中國化”，拋出“一邊一國”論。面對嚴峻的兩岸關系，2002年上臺的第四代領導集體開始展開更加靈活務實的對臺工作。“提出了許多新思維、新政策、新做法，在調整中不斷創新和發展。”徐博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