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8月27日電 臺灣有許多“外省人”，他們操著濃重的北方口音或是南方口音，生活在一個叫“眷村”的地方，書寫著臺灣當代的一段滄桑歷史。臺灣“今日新聞”網(wǎng)站近日刊載臺灣藝術大學學生Eureka的文章《蛻變后的四四南村》，講述了臺灣第一個眷村“四四南村”的興衰和記憶，還有衍生出所謂的眷村文化。

　　原文摘錄如下：

　　“包子……饅頭……”操著山東口音的大伯一邊叫賣著，一邊對在街上亂竄的孩子們謾罵著：你這死兔崽子，一連串的罵著，濃濃的口音著實讓人不明白他說些什么。卻從漲紅的臉龐，看見亂世里的惶恐與遠離家鄉(xiāng)的滄桑，改不掉的口音、甩不走的鄉(xiāng)愁，閉上眼盡是家鄉(xiāng)的親人，爭開眼身卻遠在臺灣，一個遠離家人的島嶼。

　　他們就是所稱的“外省人”，居住在一個名叫“眷村”的地方。

　　1945年日本投降后，臺灣成了國民黨軍隊的后備軍地，1948年時國共內(nèi)戰(zhàn)越來越激烈，因此撤退來臺的軍人與眷屬也越來越多，當時的聯(lián)勤總部就將44兵工廠改建成眷村，也就是“四四南村”，臺灣的第一個眷村。

　　1949年，國民黨內(nèi)戰(zhàn)失利，遂率領約60萬部隊撤退到臺灣，許多人沒有安身之處，起初就暫住在學校、寺廟、電影院等地區(qū)，直到在各地建立起眷村后，才慢慢衍生出所謂的眷村文化。

　　臺灣的眷村數(shù)量驚人，據(jù)統(tǒng)計就有879個，而每一個小小眷村里，就像整個大中國的文化縮影，在此穿梭來去。

　　對于“眷村”我們存留的記憶是什么？50年前來的這群人，又在這塊土地注入了什么樣的文化影響？

　　我是地道的本省人，卻仿佛有著外省人的習性。記憶中，大概四歲的時候，母親常帶著我一起去上班。當時她在古亭的一個旅社工作，老板是一個江蘇人，年紀大約五六十。每當母親帶著我一起上班的時候，他總愛帶著我到公園溜達，眼見的全是來自大陸各省的老兵，那時年紀小，雖聽不懂他們聊些什么，但在這環(huán)境的熏陶下，我早餐愛吃的不是稀飯醬菜，卻是牛奶泡大餅；收音機里聽的卻是京劇。逐漸地，我已成為一個假外省仔。

　　“芋頭”與“蕃薯”這個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昵稱，因為這份文化隔閡，在臺灣蔓延50余年，這50年后，這份隔閡還存在嗎？除了過去歷史沖突之外，這份隔閡在政治立場上分外分明。

　　我走在這整修過后的四四南村，陽光照在那紅的、藍的、綠的門上，色彩更為耀眼。那剝落的春聯(lián)，仍可看出書寫者書法的勁道與對家的思念。這群人在戰(zhàn)亂的時代離開自己生長的土地，本對“回家”從無限期待到失望接受，這心路歷程應也是頗為折磨吧！

　　“何處是我家？”我想他們在思家的夜晚，心底也曾浮現(xiàn)此句問號吧。

　　籬笆內(nèi)圈起的地方——“眷村”成了他們新的家，圍起來的，已逐漸發(fā)展自己的一種特殊文化。因為眷村內(nèi)所居住的人皆來自中國各地省份，因此在飲食部份，皆包含大江南北的風味小吃，也是臺灣豐富小吃的成因之一。戰(zhàn)后，環(huán)境大多貧苦，由于北方人居多，所以當時就以面粉為主食，除了面食之外，還包含：鍋貼、水餃、餡餅、蔥油餅、水煎包、饅頭……等等，都是我們現(xiàn)今到處都吃得到的北方小吃。

　　除了飲食之外，“相聲”這個表演也受到許多人的喜愛。從早期的魏龍豪與吳兆南的“相聲集錦”到李立群、李國修“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真正把眷村這個休閑推廣到臺灣各地，獲得各界人士的回響。可見，文化并沒有巨墻存在，就在于自己肯不肯去了解、接受。我們從相聲里聽到外省人的語言，他們的生活，他們喜怒哀樂。這些，讓我們知道，終究是身而為“人”相同的一面，而不該只因為一些生活習性，而隔開同一塊土地上一起生活的人民。

　　如今眷村里已不吵雜，也不再彌漫著晚餐的香氣。1988年，臺北市政府提議將四四南村保留起來作為歷史的見證，于是在眷村里的居民全都遷出。現(xiàn)在這里經(jīng)過整頓之后，平時除了開放觀光之外，也將成為藝文展覽的地區(qū)。有人覺得此作法不夠好，對于古跡保存與規(guī)劃總不仔細考慮，改建之后的眷村，完全失去眷村味道。但換個角度來想，或許規(guī)劃不是那么完善，但若能以文藝吸引觀光，而且能讓更多人看到當年眷村的歷史，其實也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我們生活在處處竄出高樓的臺北，望著101那般有前瞻未來的大樓時，是否已該回頭望望這塊土地上的歷史足跡。我坐在青綠的坡地上，面臨著四四南村靜謐，背后卻是世貿(mào)與101的忙碌，原來這城市的新與舊就在此和平共存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