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擊金門不久，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北京會見曹聚仁并請他吃飯。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告訴曹聚仁:“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臺、澎、金、馬都可由蔣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臺、澎、金、馬要整個回來。”毛澤東還說:“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路一條，不走只有被動。要告訴臺灣，我們在華沙不談臺灣問題，只談要美國人走路。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他們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根還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當在場有的人提出，美國人一走，美國對臺灣的軍援會斷絕時，毛澤東說:“我們?nèi)�部供應。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

　　上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把曾經(jīng)提出的給蔣氏父子的寬大政策，加以細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內(nèi)容，形成了和平統(tǒng)一祖國的總體構想。后來周恩來把毛澤東的這些構想概括為“一綱四目”。

　　“一綱四目”的具體內(nèi)容是:“一綱”:只要臺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四目”:第一，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tǒng)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第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shù)，悉由中央撥付。第三，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xié)商決定，然后進行。第四，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毛澤東、周恩來在與曹聚仁的談話中除了再次強調(diào)這“一綱四目”的內(nèi)容外，還強調(diào):過去我們談的意見，不是我們個人的，是中國共產(chǎn)黨政府的意見，是官方的，請蔣介石放心。毛澤東還提到，蔣介石有什么條件，有什么意見，可以提，我們一定認真考慮。

　　曹聚仁到臺北后，向蔣氏父子講了毛澤東的這個意思。蔣介石、蔣經(jīng)國、陳誠等國民黨高層領導人經(jīng)過一番研究，決定提出他們的一些條件。

　　蔣氏父子要曹向毛澤東轉達六個條件，然后雙方再進一步商量。這六個條件是:1、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區(qū)，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地(即封地)。2、蔣經(jīng)國任臺灣省省長。臺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nóng)業(yè)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內(nèi)政完全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3、臺灣不得接受任何軍事與經(jīng)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數(shù)額照撥補助。4、臺灣海、空軍并人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在廈門、金門地區(qū)，三個師駐在臺灣。5、廈門與金門合并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臺北間的緩沖與聯(lián)絡地區(qū)。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一師長由臺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6、臺灣現(xiàn)任文武百官的官階、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這些條件，實際上是蔣介石通過曹聚仁和毛澤東多次交涉后形成的，應該說，對雙方都有利。特別是在軍隊問題上，由于毛澤東過去有過讓國民黨保留一點軍隊的意見，雙方在這一問題上能達成統(tǒng)一認識，實在是很不容易的。

　　晚年的蔣介石曾經(jīng)密約毛澤東訪臺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fā)，打斷了國共兩黨之間的聯(lián)系。蔣介石聽到大陸方面發(fā)生一些極端的事情，對中共的疑慮更深了。

　　晚年，蔣介石經(jīng)常想起他在大陸的日子，想到與大陸溝通的問題。就在他出任第五屆“總統(tǒng)”之前的一個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時，竟把他稱為“老朋友”。這個消息在美國和香港傳了很久。蔣介石注意到，毛澤東對尼克松說:“實際上，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長得多。”對毛澤東說的這句話，蔣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時的蔣介石十分孤立。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對與中共聯(lián)系有些猶豫。他認為這時主動向中共提出溝通，有點近似于投降。正在蔣介石這么猶豫之時，中共方面卻采取了一系列主動行動。在大陸，中共恢復了“二二八”紀念活動。廖承志也出面發(fā)表講話，重新強調(diào)“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歡迎臺灣各方面人員來大陸參觀、探親、訪友，保障他們安全和來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國民黨數(shù)百名戰(zhàn)犯和特務，還給他們中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臺灣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選擇。

　　蔣介石得到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澤東胸懷之博大，但還是沒有采取主動行動。其原因，主要是他沒有找到合適的溝通人選。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

　　正在這時，毛澤東卻派人來了。毛澤東派的這個人，是章士釗。章士釗也是一個與國共兩黨上層領導人都有很深交情的人。當時章士釗已經(jīng)92歲高齡，且重病在身，但他還是接受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委托，愿意承擔溝通兩岸的任務。他到香港后，就急忙找原來的各種關系，以便恢復與臺灣的聯(lián)系。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終于和國民黨方面聯(lián)系上了。他當時樂觀地派他的女兒章含之回北京，要她轉告毛澤東、周恩來:各方面關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頂多住三個月即可完成任務回北京。不料，章先生由于勞累，休息不好，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因為章先生的去世，此次的國共溝通當然就沒有建立起來。

　　但是，蔣介石并沒有放棄實現(xiàn)兩岸溝通的努力。找不到合適的溝通人選，他就采取了一個特殊的方式向大陸方面打出信號。1975年春節(jié)后，蔣介石秘密找來國民黨元老陳立夫，讓他通過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請毛澤東來臺灣訪問。毛澤東得到這個消息十分高興。但1975年毛澤東的身體已經(jīng)很不好了，周恩來也重病在身，他們兩人都不能親自到臺灣訪問。毛澤東找來鄧小平，親自向鄧小平交待:你可以代表我去臺灣，兩岸可以以此為契機，盡快實現(xiàn)“三通”。陳立夫得知毛澤東打算派鄧小平來臺灣的消息后，十分高興。為了配合這次溝通，陳立夫還在香港發(fā)表了一篇題為《假如我是毛澤東》的文章，文中說:“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臺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人民。”他說:希望毛澤東“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前例，開創(chuàng)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當陳立夫積極努力尋求與大陸溝通之時，蔣介石卻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峽兩岸的再次溝通又中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