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制臺灣政局演變的因素很多，有政黨自身改造能否得到選民認同問題，有公共政策能否得到選民贊成問題，有大陸政策能否得到民眾支持問題，各政黨在上述三點著力外，正在發(fā)酵的“四大焦點”，成為影響臺灣政局調整的重要因素，制約著2008年3月以前的藍綠陣營間的政治較量——影響臺灣政局四大焦點

　　2006年12月9日北高市長選舉出現(xiàn)的藍北綠高、維持現(xiàn)狀的結果，因素很多，主要是在統(tǒng)“獨”沖突、族群對立、南北分裂和社會分化基礎上形成的藍綠兩大基本盤，成為凌駕于其他因素之上的“超級標準”。

　　北高市長選舉的結果，對臺灣政局產生重大影響，被稱為2007年12月舉行的第7屆“立委”選舉熱身賽、2008年3月“總統(tǒng)”選舉的“前哨戰(zhàn)”。其意義在于，一是結束了民進黨的“三連敗效應”。民進黨先后遭受2004年12月第6屆“立委”選舉、2005年12月縣市長選舉的失敗，自然給人們帶來了民進黨是否會“三連敗”的期待。北高選舉結果表明民進黨穩(wěn)住敗局，提醒泛藍軍和社會輿論，必須重視泛綠軍特別是民進黨的實力。二是對國民黨的過高期待有所調整。社會上普遍認為國民黨應該南北雙贏，高雄失利帶來人們對國民黨的失望，敲響對國民黨的警鐘：奪取2008年執(zhí)政權的道路并不平坦，與民進黨的較量是長期的、復雜的、艱巨的。三是選舉結果對藍綠內部的政治結構重組產生影響。在泛藍軍內，對馬英九的批評，有助于國民黨再出發(fā)。同時，國親兩黨成立政黨聯(lián)盟，協(xié)調作戰(zhàn)。在泛綠軍內，謝長廷“雖敗猶榮”，改變了民進黨原有的政治生態(tài)。總之，藍綠雙方從北高市長選舉中，總結經驗教訓，開始重新定位，重在穩(wěn)定基本盤的前提下，盡可能地采取“中間路線”，吸引中間選民，增加打贏兩場選戰(zhàn)找保險系數(shù)。四是注重內功，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重點，都在改善黨的體質，并且把全部精力投入選舉的準備。

　　陳水扁當局在“二階段憲改”名義下，圖謀把“中華民國憲法”中象征“兩岸屬于一國”的相關條文，修改為“臺灣是民治民有民享的國家，國號叫中華民國”的類似表述，在“根本大法”中完成“臺獨的法源建設”。“法理臺獨”是在制造要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惡性事變。對于陳水扁當局來說，“法理臺獨”的功能是多樣化的：既是奮斗目標，也是“固權”手段；既是陳水扁的脫困招數(shù)，也是民進黨的拉票動員。

　　對于泛綠軍來說，“法理臺獨”與選舉的關系主要體現(xiàn)在：一是選舉是出臺“法理臺獨”舉措的機會。對于泛綠陣營來說，政治神經處于緊張狀態(tài)，個人理智處于混亂狀態(tài)，勝負情緒處于極端狀態(tài)，陳水扁和民進黨其他負責人正好利用這種環(huán)境和氣氛，每到選舉就推出新的“臺獨”主張。二是“法理臺獨”是泛綠軍進行政治動員的最好手段。泛綠軍宣揚“民主”沒有政治優(yōu)勢，執(zhí)政失誤沒有政績優(yōu)勢，貪污腐敗沒有形象優(yōu)勢，限制交流沒有經濟優(yōu)勢，因此沒有執(zhí)政政績值得宣傳，沒有公共政策值得宣講，沒有大陸政策值得實施，沒有有效手段穩(wěn)定社會，沒有正確決策提升實力，唯一辦法是借助“法理臺獨”進行政治動員，煽動統(tǒng)“獨”、省籍、族群對立，刺激“臺獨民粹”情緒，為選舉造勢。三是“法理臺獨”對泛藍軍形成較大威脅：“法理臺獨”動員下的泛綠陣營，政治暴發(fā)力大，往往在選舉的最后關頭改變選舉結果；“法理臺獨”刺激下的“臺獨”民意，容易走向極端，往往在投票前制造事端、在計票時舞弊作票；“法理臺獨”修飾的理論基礎，欺騙功能較強，往往是在“愛臺灣”、“本土化”和“主體性”的口號下展開，反擊的難度較大。正是因為“法理臺獨”在選舉中的獨特作用，已經成為爭奪新一屆“立法”權和“執(zhí)政”權過程中，陳水扁當局的必用招術。

  [1]  [2]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