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梁金生的祖父梁廷煒1949年護送國寶赴臺，留下歷史記載：第二批文物1949年1月6日運出，9日到基隆，共計1680箱……

　　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80周年院刊上可以看到，這段歷史被冠以充滿感情的標題，故宮館藏國寶“從此分兩地”。梁金生的家族也因為護送國寶赴臺“從此分兩地”。然而談到兩赴臺灣的經歷和與‘臺北故宮’同行的來往，他說：“沒有陌生感。甚至兩院入庫人員的工作服都是藍色的，管理文物辦法、文物包裝模式也不約而同，‘臺北故宮’的文物編號依然保留北京故宮‘天地玄黃’的原序列。兩岸專業人士源出一家，都繼承了建院初期一致的工作方式與風格。”

　　梁金生認為，兩岸“故宮人”在學術研究、文物管理等方面給彼此提供方便，交往得很愉快。“如果沒有政治的干擾，少些荒謬的動作，兩岸故宮能充分共享資源，對學界將是福音”。

　　“臺北故宮”屢遭“獨”手

　　此次臺有關當局修改‘臺北故宮’組織條例，不僅刪除“寶物來自北平故宮”等內容，還將“加強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征集、研究、闡揚”改為“加強對國內外文物及藝術品的征集、研究、闡揚”，“去中國化”的意味非常明顯。

　　“臺北故宮”遭遇“獨”手干擾不只這一次。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謝郁女士指出，臺當局幾年前曾試探將“故宮”改名為“福爾摩沙展覽館”、“萬國博物館”，還要將“故宮”一分為二成“臺灣館”和“中國館”，把館藏文物也一分為二成“臺灣文物”和“中國文物”……這些動作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企圖抹掉中國印記，割裂臺灣與祖國大陸的聯系。

　　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徐博東教授說，臺當局拿“臺北故宮”做文章由來已久。因為“臺北故宮”是兩岸文化一脈相承的重要標志。“如果說，‘中華民國’的法律文件是法律層面的標志，那么‘臺北故宮’就是文化層面的標志。李登輝時期幾次‘修憲’都不敢觸動，但如今民進黨當局妄圖通過‘憲改’從法律層面上搞‘臺獨’，要在故宮文物上配套搞‘文化臺獨’，這是非常觸動我們民族情感的”。

　　徐博東認為，“我至少去過3次“臺北故宮”。每次都看到很多臺灣青少年在參觀。‘臺北故宮’文物給臺灣青少年以‘我是中國人’的巨大影響，激發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而這些都是‘臺獨’分子不愿意看到的，他們要從根上讓臺灣青少年忘掉自己是中國人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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