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懷民 成敗不著于心

　　2008年2月11日，農歷大年初五，很多人都還在新年的歡樂氛圍里，一場無名大火燒毀了云門舞集位于臺北縣八里鄉的排練場。云門舞者的“家”垮了，云門35年心血付之一炬，很多人哭了。

　　對多數人而言猶如“天塌下來般”的這個無情重挫，云門舞集創辦人暨藝術總監林懷民當時沒有時間悲傷，只能以“接受”的態度緊急善后，他平靜地說：“這是上天給云門的試煉”。

　　大火過后，有一天，林懷民和同事走在淡水街頭，勘察云門的新落腳地點時，一位呼嘯而過的年輕摩托車騎士突然煞車走向前來，問林懷民：“你是林老師嗎？加油！”讓林懷民對許多識與不識者的關心，點滴在心頭。

　　要了解林懷民到底用什么樣的心境，帶領云門度過這個外界看來“重大挫折”的考驗，得回頭看他對“失敗”所持的態度。

　　1973年成立以來，云門獲得島內外贊譽無數，從世俗眼光來看，不論林懷民個人或云門舞集都是成功者；但事實上，身為財務必須自給自足、長期在存亡邊緣掙扎的獨立當代舞團，云門35年來遇到的考驗、挫折或“失敗”，數也數不清。

　　1988年，成立15年的云門，雖然已是外國記者來臺必訪的“臺北一景”，但在眾多壓力與因素下，不得不決定“暫停”。在很多人眼中，這是個“大失敗”，但林懷民說：“停掉那天，我高興的不得了！”

　　早在1986年，林懷民就想結束云門。當時云門第一代舞者多數已30歲，有了家庭、孩子，但云門無法給他們更好的經濟條件，加上當時他已在公立藝術學院(現在的北藝大)舞蹈系任教，在舞團與學校奔忙猶如蠟燭兩頭燒，所以興起云門休團的念頭。

　　他開始展開人員的安頓工作，例如安排資深舞者去教書，協助年輕舞者到紐約深造等，雖然云門休團前還有八個國家的邀約，但當時的林懷民累了、也沒錢了，“我覺得好棒，兩年計劃完成了。”他回憶當時彷佛松了一口氣的情景。

　　人生字典沒有成功或失敗

　　“當時我沒有想過云門以后會復出，也沒有覺得我失敗了，我想我的字典里從來沒有‘失敗’或‘成功’的字眼，只有事情‘順不順’，如果不順，就想辦法解決，讓它順。所以，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成功；同樣的，有時外人覺得我失敗，但我不覺得自己失敗。”

　　的確，做了這個決定后，林懷民休息了，很多舞者去讀書，后來云門1991年復出登臺，舞者再歸隊時，整體狀況比之前好很多。從現在看來，根本不是失敗，反而是個成功的轉折點。

　　對于這種失敗與成功總是以彼此分身或孿生出現的情況，林懷民一直有很深的體驗，也養成他向來不思考成功或失敗的習慣。

　　聯考就是一例。初中考高中，他差三分沒考上臺中一中，外人覺得這是他的失敗，他自己一點都不覺得，因為“我考前整個月都在看武俠小說，看得很開心”；大學聯考考上政大法律系(來年轉新聞系)，沒考上臺大，對家族成員幾乎都“系出臺大”的林家而言，他的成績被視為“家族的大失敗”，但他卻說：“天知道我考前才開始K書，這是失敗嗎？也許是成功！”

　　他再舉例，在時間倉促下，云門的一些舞蹈作品未臻完善，或舞者演出不盡完美，但觀眾很喜歡，從外在眼光看來，是成功了，他卻一點都高興不起來；有時則情況剛好相反，觀眾可能對某舞作的反應一點都不激昂，甚至有人覺得這是個失敗的作品，他卻覺得很滿意。

　　林懷民認為，經營企業，成功比較容易定義，至少賺錢就是成功；但“做我們這一行，不敢想成功，因為云門一直在經濟拮據中求生存，創團19年才拿到第一筆政府補助，常常不知道怎么活到明年，哪有心思想成功這件事？”而且作為臺灣第一個職業舞團，云門成立后沒有其它團體的經驗可借鏡，事情進行的不順，就設法改善，自己摸索著去解決問題。

　　他進一步解釋，表演團體今天晚上的成功或失敗，明天不保證重演，這個作品的成功，與下個作品的成敗，也完全不相關，所以，云門從來沒有慶“功”宴，因為“就算今晚很歡騰，明天卻一無可恃”。而明天過后還有明天，每天都是從頭開始，幕拉起的那一剎那，絕對要捏一把汗，卻不保證一定成功；但如果有一天掉以輕心，不再捏一把汗，絕對垮。

　　不斷嘗試:每天都是新開始

　　“藝術需要你五體投地，但它不見得對你微笑，你一刻都不敢疏忽，但有時好像也不能太認真。”林懷民感觸很深地說，這種永遠必須重來的心境，只有“一試再試試不成，再試一下”的歌詞，差可比擬，也讓他完全沒有時間去想成敗這件事。

　　林懷民坦言，年輕時壓力比較大，常沮喪，覺得社會上那么多人對他有期待，會讓他不自覺地夸張某種情緒；現在反而不覺得自己有啥形象需要維護。雖然因為長年“拋頭露面”，自然有些人認識他、多瞧他幾眼，但他照樣坐捷運、外出，有人跟他打招呼，要簽名，他也從來不會覺得有啥不方便或被干擾。

　　林懷民“成敗不著于心”的修練，深受家風影響。

　　出身嘉義縣新港鄉的林懷民，父親林金生曾任考試院副院長，可說是嘉義的書香望族之后，從小父母認為小孩把書念好、把事做好是理所當然的。

　　林懷民記得，他小時候考試考98分，母親就問他：“還有兩分去哪了？”即使考100分，回家也從來不會有獎品。

　　更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小時候有些人家里較窮，晚上只能在路燈下苦讀，所以，母親更是覺得：“你在家里面念，念的比別人好，是應該的。”讓他每次看到有人在路燈下念書，就擔心自己可能又要挨罵了！

　　這樣的家風，讓林懷民從小認為做就對了，做好更是應該的。他形容自己：“我從小有個特質，就是臺灣話說的‘認份’。我的叛逆性不高，藝術家氣質不夠，從來不曾翻臉拍桌，而是迂回曲折地走到現在的位置。有人覺得我排舞時嗓門很大、很怕我，我想那只是溫和的強悍。”

　　幾件年輕時經歷的事，更讓林懷民早就習慣失敗，認為失敗是理所當然。

　　林懷民曾是震驚臺灣文壇的早慧型作家，初三第一次投稿，就被當時文壇名家林海音主持的聯合副刊所采用。他再接再勵，勤寫不輟，但不見得每一篇都會被采用。當時甲報退他的稿，他就投給乙報，乙報退稿，他就投給甲報，真的都沒人要，他就把稿子給扔了。

　　這讓他年紀輕輕時，就體會到“被退稿，是人生的必然”的哲學式啟蒙。

　　還有一次，云門成立第一年，他和朋友出門貼海報，心想西門町人潮最多，便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挨家挨戶詢問，可否讓他們貼海報。

　　一個下午下來，只有一家商店愿意張貼，朋友為他打抱不平，大罵店家不支持藝術。林懷民卻對他說：“愿意放我海報的那家，我很感謝他，其它不放的人，我一點都不生氣。想想看，如果是你家，你愿意隨便讓人來貼東西嗎？”

　　“被人家拒絕，我認為是應該的，我接受它，然后處理自己，把自己擺平，就是做好管理的第一步。”林懷民說，他很年輕就學不把情緒放在人之常情上。

　　做為編舞家，他說，藝術創作到底要認真、還是該輕松，是種隨時都在浮動且不斷調整的狀態，“有時只要能把覺睡好，音樂聽好，每天精神飽滿，一步步做好，就成了，雖然也不見得每次都有效”。

　　但身為舞團的創辦人及管理者，他卻必須管理好自己，才有辦法讓舞團運作順利。他天天都希望自己能早起、運動，再編舞，卻幾乎做不到，這讓他頗感無力。他說：“我真的對這件事很懊惱，自己管不好自己，不能早起，是可恥的，讓我覺得自己天天都在失敗。”

　　因此，即使早就享有來自島內外的肯定與成就，林懷民說：“也許我從來沒有成功，但抱著遺憾繼續活下去，也不是我的個性。所以，我忙慣了，永遠在講，接下來我要做什么。我相信一定要去做，但沒有一定非要成功不可，失敗是理所當然，成功也是應該的，干活就對了。”

　　面對失敗，記住它

　　從事舞蹈多年，林懷民最喜歡看舞者謝幕，因為那自信的身影“漂亮極了”，更是“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的優美詮釋。

　　1975年云門開始出境表演，“我們不允許自己失敗，因為臺灣的面子在我們身上。”這可能是所有舞者共同的心聲。但林懷民說，經過30多年在國際上“走跳”，現在云門舞者自信、自在，再也不怕沒掌聲。

　　只不過，上臺演出緊張、怕失敗，在所難免，不只舞臺新人，即使資深舞者也一樣戰戰兢兢；萬一有人表現不理想，林懷民希望舞者對待“失敗”的態度，不是淡然處之，而是“記住”。

　　一位年輕舞者第一次出境公演，演出后得到熱烈掌聲，高興到整晚念念不忘。林懷民不希望他得失心太重，影響到隔天演出，輕輕提醒他：“拜托一下，你趕快去睡，不要再想這件事！”

　　第二天，這位興奮的年輕舞者照樣上臺，卻在某個段落一個很小的細節上，沒有跳好，雖然觀眾都沒有看出來，但舞者自己心里清楚，林懷民更看在眼里。

　　謝幕時，觀眾同樣給予熱情掌聲，年輕舞者跟著舞團成員第一次謝幕完后，還想出去再謝幕時，卻在后臺被林懷民拉住。

　　林懷民告訴他，今天沒有跳好，沒有資格謝幕，并要他在幕后站定，直到其它人謝幕完。“我就是要他記住失敗。”林懷民說。

　　加分主義取代扣分主義

　　對于臺灣社會向來只鼓勵成功，很少教人學習如何面對失敗，林懷民認為，臺灣應加強年輕人的“失敗教育”，不要以為學業成績是唯一的成敗標準。

　　他說：“年輕時，我是‘扣分主義’，一直在問自己，我怎么沒有做到那樣；現在我是‘加分主義’，我本來就做不到那樣，所以，只要多做到一點，我就加分。”

　　他憂心臺灣年輕人沒有青春期，因為現在的青春期幾乎變成了消費期；他并希望社會應多給年輕人空間，不論家庭或學校教育，對于年輕人應多采取“加分主義”，讓他們從生活信心、學業信心中，一點一滴為自己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