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都重視運用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資源為各自的政治目標服務。

　　國民黨沒有大牌理論家

　　孫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國民黨方面就以戴季陶為代表，選擇性地運用孫的思想資源，建構具有強烈排他色彩的孫中山思想的解釋體系。南京國民政府成

　　立后，孫中山被置放在“國父”的崇高位置，當局明令各機關、學校懸掛“總理遺像”，進行“三民主義教育”。

　　但在大陸時代，國民黨對孫中山的解釋是粗糙、教條、僵硬的。蔣介石雖然知道宣傳的重要，也組織了一些活動，但是他所面臨的內外環(huán)境都以武力對抗為基本特征，故國民黨的一切政治計劃和安排都以軍事為中心，始終沒能建立起有關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的強大敘述和解釋系統(tǒng)。國民黨重視宣傳，但不善于搞宣傳，例如：雖然建立起頌讀“總理遺囑”的“總理紀念周”制度，但基本屬于官樣文章。

　　國民黨在大陸時代，除了戴季陶、葉青等，沒有大牌的理論家，也沒有“理論隊伍”，更沒有從上到下的宣傳或理論“寫作班子”。1930年代國民黨元老一級的理論家，如胡漢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論，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現(xiàn)實重大問題的理論創(chuàng)新能力。年輕一代也沒有這種能力。南京的“中山編譯館”雖然出版了不少“總理遺教”、三民主義一類的讀本，但對青年人影響很小。

　　真正知道孫中山巨大價值的是毛澤東和陳伯達

　　中共則以意識形態(tài)起家。20世紀20~30年代，在中共黨內，“當家的”多是理論家，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個個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國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論家就開始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解釋。例如，把孫先生晚年的“容共”定義為“聯(lián)共”，就有力地推動了兩黨的合作和北伐的進軍。

　　在中共黨內，真正知道孫中山的巨大價值的，就是毛澤東和陳伯達。在對孫的看法上，毛和陳有許多共鳴。毛愿意花大力氣建構對孫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釋，在1938~1940年寫了幾篇重要文章，例如《論新階段》、《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chǎn)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把中共的事業(yè)和孫中山的思想進行了對接，宣稱中共黨人實際上是孫先生事業(yè)的繼承者，終于占據(jù)了解釋孫中山的制高點。在毛定調后，陳伯達、胡喬木、胡繩等中共理論家，按毛的意思“接著說”，就把對孫的新解釋完全建構起來了。新中國成立后，劉大年等一些史學工作者依此路徑，發(fā)現(xiàn)、整理新材料，把毛對孫中山的論述進一步豐富、強化。

　　去臺后蔣介石開始重視“國父”

　　1949年去臺后，國民黨覺得自己的失敗與中共奪取了孫先生這面旗幟有關，于是開始重建對孫的解釋體系，并意圖截斷孫與中共的思想聯(lián)系。蔣介石在1950年代親自出馬，對孫和三民主義作意識形態(tài)化的解釋。他的《三民主義的本質》、《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就是要證明中國傳統(tǒng)、“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的“三位一體”。

　　這以后，臺灣各大學都教“三民主義”，各大中學校都有教官檢查、督導師生的思想，還出版了一大批“國父遺教”之類的論著。在這樣的話語框架下，蔣介石是孫中山事業(yè)的繼承者和國民革命的“捍衛(wèi)者”。孫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祗——這樣一來，對孫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滿禁忌，只能贊美，不能批評，稍有不慎就會引火燒身。

　　與此同時，大陸在建構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的新意識形態(tài)，孫中山是其重要一環(huán)。孫被譽為“中國革命偉大的先行者”，而不用過去年代的稱呼“國父”；孫先生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三民主義有新舊之分”，“新三民主義是革命的”等。這些評判，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數(shù)十年內，把所有對孫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兩岸對孫中山的看法越來越接近

　　現(xiàn)在情況大變。臺灣社會轉型，官學化的孫中山研究已無市場，黨化“三民主義研究”聲譽掃地，原有的“三民主義”研究單位紛紛改名，各大專院校的三民主義必修課均已取消。另一方面，“臺獨”思潮泛濫，也在消解孫中山作為“國父”的“符號”意義。孫中山研究在臺灣已后繼乏人。但相信一段時間后，臺灣的孫中山研究會走向正常的。

　　進入21世紀，內地的近代史學家在“實事求是”的思路下，進一步擺脫了孫中山研究中的教條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色彩，學術化研究興起。改革開放后的30年來，兩岸在對孫中山的看法上已越來越接近。(人民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