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陳水扁當局制造了一連串“去中國化”鬧劇，挑起島內社會對立，制造兩岸關系緊張，圖謀民進黨在新一屆“立委”和“總統”選舉中獲勝，實現“臺獨”由漸變到質變。然而，陳水扁當局改變不了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與法理，其謀求“臺獨”的野心難以得逞。

　　“去中國化”是“臺獨”的危險步驟

　　年初以來，陳水扁當局接二連三地上演“去中國化”鬧劇：先是臺北故宮刪去珍藏品說明中原有“來自北平故宮”、“中央博物館”等字樣，把“中國古代”修改為“國內外”。接著他們利用“2·２8”煽動排藍情緒，深化臺灣族群矛盾；臺“教育部”使用經刪改的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把“本國史”改稱“中國史”，把過去慣用的“我國”、“本國”、“大陸”改為“中國”，孫中山不再被冠以“國父”稱呼，“武昌起義”、“廣州起義”等改為中性的“武昌起事”、“廣州起事”，連“南京大屠殺”都從教科書中刪除，強化所謂“臺灣主體意識”，加入兩岸分合和“統獨”內容，模糊臺灣年輕一代對一個中國的概念。

　　在陳水扁當局的壓力下，幾乎有中國字樣的臺灣大企業都強行改名。繼而又出籠“第二共和憲法草案”，放棄“五權憲法”，實行“三權分立”，彰顯“法理臺獨”。

　　在此形勢下，蔣介石也成為“去中國化”的重點目標。陳水扁當局下令在新臺幣上去除蔣介石畫像，在臺灣軍營中移走全部228座蔣介石銅像，甚至強行把“中正紀念堂”改為“臺灣民主紀念館”，揚言要制定法律審判蔣介石。近日，民進黨內激進“臺獨”勢力更炮制“正常國家決議文”，公然提出建立“臺灣國”、制定“新憲法”，推動臺灣“正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陳水扁當局推動“去中國化”行徑目的有三：

　　一是明年初的新一屆“立委”選舉和“大選”臨近，民進黨當局為鞏固其“基本盤”，蓄意推動“去蔣化”以激化省籍沖突，主導選戰議題，確保民進黨繼續執政；二是以“去中國化”分裂手法，轉移島內廣大民眾對陳水扁當局執政腐敗的不滿情緒，轉移反貪腐視線，掩蓋陳水扁及其親屬、親信貪腐弊案的丑行；三是以“去中國化”分裂活動彰顯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為推動臺灣“法理獨立”制造氣氛，掃除障礙。

　　2005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規定：“‘臺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它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政府正在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

　　“去蔣化”意在為“法理臺獨”掃清障礙

　　陳水扁當局拿去世幾十年的蔣介石大做文章，打的旗號是所謂“轉型正義”、反對當年蔣介石的專制獨裁統治，由此而衍生到下令拆除蔣介石畫像、銅像、“中正紀念堂”更名等行為，實質上陳水扁當局是把蔣介石看作臺灣“去中國化”、推動“法理臺獨”的一大障礙，極欲徹底清除蔣家的政治影響而后快。

　　眾所周知，國民黨退臺迄今經歷了“蔣介石主政”到“蔣經國主政”再到“李登輝主政”進而到“陳水扁主政”4個時期。兩蔣作為臺灣地區早期領導人共執政39年。他們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反對“臺灣獨立”。李登輝主政時期，兩蔣涵蓋中國大陸的“一個中國”主張被修改為“中華民國在臺灣”，廢除臺灣省建制，宣稱“中華民國”實際管轄范圍僅在臺澎金馬，儼然把臺灣省變成“中華民國”。陳水扁上臺以來，鼓吹“中華民國是臺灣”，欲以“憲改”、“公投”的方式廢除現行的以“一個中國”為基本特征和架構的“中華民國憲法”，重新制定一部所謂“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以實現“臺灣法理獨立”。可見，兩蔣的“一個中國”主張是陳水扁當局“去中國化”的巨大障礙。陳水扁之流大搞“去蔣化”，實質上就是要在政治上“去中國化”，為其謀求臺灣“法理獨立”掃清障礙。其欺世盜名的卑劣手法，莫此為甚！

　　謀求“臺灣獨立”野心難以得逞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絕非陳水扁當局導演“去蔣化”、“去中國化”鬧劇就能改變得了。一個中國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有特定領土、完整主權、中華民族的客觀事實。中國歷史上有9次“大一統”的歷史，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與文化的融合與進步。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分裂政權，但都無法在全國實行有效統治，并沒有能夠改變一個中國的事實。分裂中國的行徑，或遲或早都會落得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目前正致力于兩岸關系的和平穩定發展，促進兩岸和平統一進程。臺灣諸多歷史遺跡和行政區劃都印記著兩岸歷史上統屬關系，占臺灣人口絕大部分的漢族與大陸更有不解之緣。清朝統一臺灣時島內原住民只占1.7%，其他人都是從大陸移居到臺灣的，就連陳水扁的祖籍也在福建。

　　兩岸迄今尚未實現統一，但絕不等于兩岸是“兩個中國”的關系。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種關系絕不是陳水扁當局隨便把臺灣改個什么名稱就可以改變得了的。歷史上的外國侵略也曾憑借武力妄想改變這種關系，最終都遭到了失敗。當前和今后也不會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兩岸間的這種關系。

　　(作者分別系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徐博東、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臺灣文史所所長婁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