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7月3日電 曾為臺灣電影留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重要經(jīng)典作品的名導演楊德昌，于美國時間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一點半，因病逝于美國洛杉磯比佛利山家中。臺灣《中國時報》今日發(fā)文說，從一位導演之死，看到臺灣電影既無力又哀愁的未來。原文摘錄如下：

　　二○○六年，當李安以《斷背山》拿下奧斯卡最佳導演時，許多人都認為這是臺灣影人在國際影壇的極致表現(xiàn)。但其實早在二○○○年，臺灣另外一位導演楊德昌，便以電影《一一》拿下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殊榮。

　　然而，同樣得到國際影展肯定，李安和楊德昌之后的際遇似乎大相徑庭。《斷背山》全球票房高達一億六千萬美金，李安聲望也如日中天。反觀楊德昌的《一一》卻因版權與通路問題，不但無法在臺灣上映，連DVD的發(fā)行也是一直乏人問津，直到最近才發(fā)行。楊德昌也因此對“國片”市場失望，移民美國。

　　楊德昌的遺作《一一》從臺灣的中產(chǎn)階級家庭出發(fā)，拼湊生活中的瑣碎物事，重現(xiàn)真正屬于臺灣精神的社會圖像與人文關懷。可惜這類電影臺灣觀眾并不買單。因為在多年來好萊塢電影的洗腦與侵略之下，觀眾對于“國片”早已失去信心與耐性。新電影導演的自溺與喃喃自語，成為臺灣近十五年以來票房不利的借口與理由。

　　為什么？

　　因為“政府”與社會并不重視藝文活動。在全球化資本流動的現(xiàn)在，財團間的并購與整合，造成越來越嚴重的資源結構失衡。好萊塢電影挾著雄厚的資金，制作預算天文數(shù)字的商業(yè)電影，加上電影通路的蠶食鯨吞，臺灣一個蕞爾小島，要對抗好萊塢這個吸金怪物，只能說是難上加難。

　　但是，“政府”的鴕鳥心態(tài)從最近臺北電影節(jié)便可略見端倪。美其名是“電影節(jié)”，觀影場所卻令人不敢恭維：中山堂與城市舞臺都不是正規(guī)的電影放映場所，連唯一的豪華電影院也常因隔壁廳的商業(yè)片音效而影響觀影效果。反觀國外的電影節(jié)，不但沿路上都是電影節(jié)的宣傳旗幟，放映地點也多是設備良好的電影院。電影節(jié)做為國內外影人交流的重要時節(jié)，“政府”相關單位卻不愿改善最基本的觀影環(huán)境，對電影節(jié)的忽視由此可見一般。

　　除了“政府”之外，整個社會對于電影制作的保留態(tài)度，也是創(chuàng)作者所心寒的。因為整個社會不肯付出社會成本支持電影拍攝，導致創(chuàng)作者在發(fā)想題材與制作電影上更形窘迫。別說借捷運或是車站的百般刁難，要申請封街拍戲也是屢被警察開單。社會成本的缺乏限制了創(chuàng)作者在電影取材上的自由，導致這幾年臺灣的賣座電影只能局限于同志戀情與勵志喜劇等小成本制作，而無法開發(fā)屬于真正屬于這塊土地題材的故事。

　　反觀韓國與泰國電影，韓國電影從一九九七年的經(jīng)濟恐慌中站了起來，更以敏感性的南北韓政治題材《魚》做為開創(chuàng)新局的影片，并且逐漸走出自己的風格與市場。泰國電影也因后制技術的發(fā)達而開始制作商業(yè)電影，這幾年在題材與創(chuàng)意上的展現(xiàn)(如《鬼影》)更令人驚艷。而臺灣電影只是一昧地制作小情小愛與勵志小品的故事，既無宏觀的國際視野，也沒有開始市場新局的商業(yè)野心。

　　“拯救國片”變成了一個口號，輔導金的計點度也相對籠斷了擁有電影資源的前輩，無法造成人才的流通。楊德昌導演過逝了，臺灣電影圈從此少了一位好導演。許多的臺灣導演，也因社會成本的缺乏與“政府”單位的漠視，而一個個的“死去”。這許多導演之死，不是僅僅靠著“一年一百部”的好高騖遠的口號，可以拯救的。我從一位導演之死，看到臺灣電影既無力又哀愁的未來。(王傳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