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18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日前刊發署名“沈澤瑋”的文章《兩個男人和一張沙發的聯想》，文章以一部電影《臺北星期天》說起，講到兩個菲律賓勞工所經歷的笑中有淚的外勞故事。作者認為，導演選擇的視角讓其產生共鳴。

　　文章摘錄如下

　　因為臺灣同行不斷地贊許，還慫恿我別寫那些假正經的稿，和他一起去看《臺北星期天》的首映更好，我上個星期六特地跑去看這部片子。

　　果然很好看。

　　我口齒不伶俐，可是當我把電影情節轉述給兩個朋友聽時，一個是臺灣人，另一個是新加坡人，她們都笑不停，可見真的很好笑。

　　故事講述，兩個在臺灣工作的菲律賓勞工，一肥一瘦，夢想擁有一張屬于自己的沙發。把它擺放在宿舍的陽臺上，舒舒服服地躺著，望著天上的星星，喝著冰啤酒，那是他們的天堂。

　　終于有天，讓這對活寶看到一張紅色的漂亮沙發擺在臺北市路邊，看似無人要，兩人決定把它搬回宿舍。

　　這一搬，搬出了一段奇妙旅程。

　　這一搬，搬出了笑中有淚的外勞故事。

　　是荒誕的起點，也是惆悵的開始。

　　兩人平時都是搭公車從基隆到臺北，現在要抬著沙發，從臺北走回基隆，路既不熟，中文又說不好，怎么走？

　　其中一個有點小聰明的說，“把臺北101從很大，變得越來越小，那就是回宿舍的方向”。離開臺北，就是遠離臺北地標101，勞工辨認方向的方式很原始，但不能不說是一種求生的本能所折射出來的邏輯。

　　沙發搬得太累了，他們異想天開，要把它搬上公車，結果怎么轉來轉去，都上不去，小人物的想法就是那么天真爛漫。

　　一路上，他們狀況不斷，遇到各種各樣的臺灣人，有喝醉酒卻惡人先告狀的電單車騎士；有讓外勞想入非非的檳榔西施；有嚷著要跳樓的學生、有在街上穿戴著房屋廣告、定點呆站的臨時工；有漂亮辛辣的女警；有莫名其妙的記者要采訪他們。

　　雖然一路克服萬難，但兩個活寶最后還是因為過不了基隆河，落得在河上漂流一夜的下場。一覺醒來，沙發美夢破滅，也找不到回宿舍的路。

　　導演叫何蔚庭，馬來西亞麻坡人。他在北美生活了12年，在紐約大學修讀電影，學成后回馬來西亞去，但深覺環境不適合他。和導演交談時發現，他曾在新加坡呆過八個月，但華語非主流語言的環境，不是他所要的。來到臺灣，他一呆就呆了九年，還當了臺灣女婿。正職拍廣告的同時，他花了四年的時間籌拍這部電影。

　　他以外人的視角和感觸，去看臺灣社會，看臺灣外勞，讓臺灣人和生活在臺灣的外人，看到了不一樣的臺北，看到了經常被忽略的外勞和外傭。

　　扛沙發的外勞，差點被車撞，導演安排外勞喊出臺詞“車子越大的人，老二越小”，想表達他對臺北交通的反感。

　　他安排一輛選舉宣傳車經過，然后兩個外勞開始談肚子餓，借此表達臺灣選舉和民生無關，沒有解決民生問題。

　　同樣是在臺北的外人，導演選擇的視角讓我產生共鳴。

　　臺灣社會的部分，包括意義不大的選舉、繁亂的交通、誘人的檳榔西施、亂糟糟的媒體，都像鏡子那樣照出現實。外勞和外傭的部分，則和我在新加坡聽到的故事相似。

　　外勞想和漂亮的女傭搭訕，但漂亮的女傭卻和男主人搞上，有家室的外勞和外傭搭上，外勞可以和女朋友一道別，就打電話回家給老婆。不管放在哪一個社會的情境里頭，他們的故事始終不變。

　　全球化催化了人力的移動，外勞和外傭成了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外勞是資本家追逐最大利潤的現象，外傭是中產階級女性將家務轉移到較貧窮國家地區女性身上的結果。

　　在社會階級中，外勞外傭成了底下人與邊緣人，他們的問題若處理不好，就會成為社會問題。

　　我循著電影的足跡，到中山北路三段和農安街的金萬萬大樓去。那里是菲律賓人在周末聚集的地方，因為附近有個天主教堂。

　　一進入二樓的商店區，真的就像導演說的“外國”。

　　大概95%是英文字，菲傭菲勞在那里用家鄉話聊天，吃著一些看來是菲律賓的小菜，男的拖著女的來買日常用品、買二手愛情小說、買DVD，網咖里男男女女帶著耳機打著鍵盤，應該是和家人隔海聊天。

　　奇怪的是，你和他們說英語，對方還用華語來應你，讓我搞不清自己置身在何處。

　　《臺北星期天》的宣傳海報就貼在一個櫥窗上。看著海報上，兩個傻傻的菲勞抬著那張紅沙發，確實讓人感悟，那搶眼的沙發才是主角。它是家的寓意，是人在異鄉，對鄉愁的寄托，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外工作的人，都是那個暫住地的外人，在心境上，其實也是外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