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謝亞龍倒下，足球起得來嗎？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始于去年秋天的足壇“反腐”，已經讓眾多足球官員相繼落馬。南勇、謝亞龍的“進去”，讓很多人開始期待，也許中國足球的分水嶺將要到來？

　　本刊記者/易小荷

　　45歲的謝亞龍曾擔任過中國足協副主席、中國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中體產業公司董事長。在和他共事過的人眼中，謝為人低調、樸素，至少在9月3日被警方帶走協助調查之前，他們是這樣看的。

　　謝亞龍的“口碑”

　　曾任《體育畫報》記者的李志剛記得，2008年他趕赴陜西安康，在這個謝亞龍曾經掛職兩年(2002年至2004年)市委副書記的地方，發現謝亞龍頗有口碑。

　　安康市寧陜縣湯坪鎮湯坪村村長邵勇波小心翼翼地保存著一張名片，普通的紙張印著普通的字體——“謝亞龍 安康市委副書記”，這是他見過的最大的官。

　　邵勇波對謝亞龍最大的感受是他為人樸實，知道山里老百姓吃了什么苦，“我感覺，他好像也是苦孩子長大的，知道老百姓的冷暖，這點我對他很欽佩。鄉下的老人，看起來很臟，他也能親近”。

　　當年謝亞龍在安康時的秘書李潤林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說，謝亞龍對吃住要求很簡單，一碗面、一張鋪就行了，但他對工作要求非常高。

　　年底下鄉看望貧困戶，如果公家的經費給完了，他就自掏腰包，一次幾百元，他還在安康城區幫扶了一個特困家庭，每個周末都去看看，買衣物，還幫那家人的孩子解決了戶口問題。到現在，那家人還感謝他……

　　中體產業一位工作人員如此形容謝亞龍，“特別意外，像他這樣的人真不該出這種事，一般開新聞發布會，每個領導給500塊錢的紅包，他回去以后往桌子上一扔。他是個特別小心謹慎的人，而且沒什么朋友，就像是鐵板一塊，比較難拉下水那種”。

　　《體壇周報》足球記者張衛經歷了整個“謝亞龍時代”，他清楚地記得謝亞龍是在2005年正月初七上任的(任中國足協副主席)。

　　“用一個詞形容謝亞龍其人很難，他其實不像外面有些人說得那樣‘藏得很深’，他是一個很真實率性的人，喜歡就表達，討厭也表達。”張衛曾經去《足球之夜》錄節目，說起2007年年度總結，“三個嘉賓，我打了個中，孟宏濤打了個良，李承鵬打了個差，就因為這個，第二天謝亞龍就封殺央視，要求國奧不再接受任何央視采訪”。

　　“從這點看來，作為政客，如果是韜光養晦那種人，不至于非要和央視結梁子，不像南勇……后來謝亞龍去了中體產業，我從工作人員了解到，他還是這樣的性格。”

　　但體育評論員李承鵬不這樣認為，“我們(《足球》)的記者也采訪過謝亞龍，他是一個沉默的人，而且當時，我并不認為他會直接收錢，現在把謝亞龍的辭職信(曝光)，很聰明的做法，打造出他是很無奈的(樣子)，愛福克斯的那件事，他明顯就是擺了南勇一道。南勇告訴過我們記者，謝亞龍整個方案是同意的，只是簽字的時候人不見了，城府很深……”

　　自從9月初被警方帶去協助調查之后，謝亞龍和中國足協裁判委員會原主任李冬生、國家足球隊原領隊蔚少輝一起被立案偵查，外界揣測，派官哨操縱比賽、操縱國字號球隊比賽、收受國字號球員賄賂全都會是被調查的罪狀。

　　但外界也認為，不管是南勇還是謝亞龍，其實都栽在“愛福克斯冠名案”上。2006年中國足球超級聯賽，愛福克斯約定的6000萬冠名費沒有如約匯入中超公司，只在兩年后匯入600萬。2008年底，中超公司把愛福克斯告上法庭，官司開打之后，由于愛福克斯與中超相關的公司均為臨時注冊的皮包公司，并已宣布破產，5400萬元的中超冠名費就這樣沒了。2010年1月22日，國家體育總局召開新聞通氣會，宣布正式免去南勇、楊一民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及副主任職務，轟動全國的愛福克斯事件正式曝光。

　　李承鵬在博客上說他了解到的實情是，因為“謝亞龍與南勇的官場博弈導致愛福克斯6000萬流產”。

　　“錯誤的體制造就錯誤的人”

　　從今年3月1日南勇、楊一民、裁判委員會原主任張建強經檢察機關批準，被依法逮捕，到9月12日中國足協原副主席謝亞龍、中國足協裁判委員會原主任李冬生、國家足球隊原領隊蔚少輝等人被專案組依法立案偵查，前后半年間，幾位足球高管都“進去”了，他們的罪名或許也是相同。

　　《體壇周報》在9月22日刊登了謝亞龍兩年前的辭職信，這封洋洋灑灑超過6000字的辭職信是謝亞龍寫給總局有關方面的。

　　在信中謝亞龍直言不諱地揭了中國足球的“黑幕”。“一般人認為，足球問題是體制問題。其實，人的問題是一個比體制更加嚴峻的問題，是中國足球長期上不去的更深層次的原因”。謝亞龍明確寫道，“足球圈的從業者，從足管中心到地方足協，從職業俱樂部到基層足校……很多人不走正路，也是足球長期混亂，水平上不去的重要原因……足球賭博是中國足球最大的毒瘤……我們對付這個問題更是軟弱無力，而實際上這是左右中國足球長期上不去的最重要、最強大的力量”。

　　謝亞龍的出事讓很多人大跌眼鏡。包括在足球圈淫浸多年的張衛，“南勇到去年年末出事之前，在足協任職12年，在這樣一個體系，缺少監管，管理者出事并不意外。謝亞龍才真的很意外，兩個人絕不是一類人，無論是性格、從政之路、履歷都截然不同，雖然最后都在同一職位”。

　　1992年6月下旬，在北京郊區紅山口召開了全國足球工作會議，這是職業足球改革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一次會議。中國足球界稱之為紅山口會議。會議確定了以足協實體化和組建職業足球俱樂部為中心的足球改革構想，開始了中國足球的改革進程。

　　1997年南勇任職時，中國足球剛剛經歷了四五年的改革，一片繁榮景象，成為吸金機器。“當時總局就想把這個吸金產業收回，屬于典型的‘摘桃子’，所以委派了總局的人來，這就是35歲的南勇來到足協的前因后果”，張衛說，“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我們都覺得南勇出事不算意外”。

　　李承鵬則總結：“錯誤的制度造就了錯誤的人。”從1996年開始批判裁判，慢慢地摸清了圈內的規律，看明白了那些幕后故事，他才恍然大悟，“才發現裁判黑是因為體制黑”。

　　其實早從1998下半年開始，體育界內外有人對中國足球協會的法律地位和管理權限等問題提出了質疑。國際足聯對各成員國足協要求，不允許國家行政力量的介入，他們還因此對伊拉克足協進行處罰。在中國“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是屬于官方組織，而“中國足球協會”應該是民間組織，謝亞龍既是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又是中國足球協會副主席。

　　更奇怪的特例是謝亞龍擔任董事長的中體產業，國家體育總局是國家行政機關，而《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公務員必須嚴格遵守紀律，不得經商、辦企業以及參與其他營利性的經營活動”，但中體產業卻是總局催生的一個部門，而且由正局級的謝亞龍擔任董事長，在相對管理嚴格的機關里，中體產業成了一個資金流動活絡的地方。

　　中體產業作為一家公司化運作的股份制公司，每年的盈利中都會按照相應的股份分配給總局體育基金管理中心、總局體育彩票管理中心、總局體育器材裝備中心和中華全國體育基金會四家單位，但是在經營中顯然也帶有很多行政色彩，這其中也難免涉及總局領導的行政干預。

　　此外，總注冊資金為200萬元的中超公司，它的工作任務是決策和領導16個注冊資金都為5000萬元的足球俱樂部。但在中超公司成立以及和足協下屬企業福特寶公司接手中國之隊的運營后，通過簽“陰陽合同”的方式大約分別賺到約2340萬以及4800萬元。

　　“足球的貪污腐敗比黑金的規模不知道大多少倍，一年能有上百個億，很多外界的人以為體育就是一幫大老爺們兒在跑，它其實是一個政治藝術的綜合產物。”李承鵬說。

　　足球的分水嶺？

　　位于北京天壇東門的體育館路上，一幢略有些神秘的西式洋房被掩蓋在綠蔭之中。這里是福特寶公司的所在地。正是在這里，福特寶見證了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沉浮。而深藏幕后的諸多神秘交易，正隨著對足協前官員的查處而漸次清晰。

　　7月底，體育總局負責競賽及足球的副局長崔大林退休；8月中，福特寶公司總經理邵文忠被帶到沈陽協查達2周之久；9月初，中體產業謝亞龍等三人被立案偵查。無論是中體產業還是福特寶都有些風聲鶴唳的味道，他們明確規定，任何員工都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訪，或者與媒體接觸。

　　實際上，始于去年秋天，因王珀、尤可為和許宏濤等人落網而爆發的反黑第一波，到最近的金哨陸俊等鋃鐺入獄，反黑一年以來，先后被刑拘的足球從業人員已有數十人之眾，外界一致認為，南勇、謝亞龍的“進去”而產生的沖擊波才算得上是中國足球的分水嶺。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明說：“像以前黑哨裁判龔建平，是因為民憤難平才有司法介入。作為一個公民的合理懷疑，肯定是有官員，甚至超過足協和中心的高級官員的庇護，見諸報端的足球的黑暗面太多了，有的對簿公堂之后證明是真實的，卻沒有刑事處罰，頂多只是內部行政處分，讓公眾看不到他們的處理決心，讓老百姓始終有懷疑。”

　　1999年甲A聯賽最后一輪出現的渝沈案，當時就被報道為“假球”。比賽進行中觀看了電視轉播的前任中國足協主席王俊生的第一反應也是“假球”，繼而組織了調查組，對當時的重慶寰島和沈陽海獅兩家俱樂部進行調查。由于中國足協作為民間組織的權限，渝沈案中的不少線索根本無法查證，尤其是兩家俱樂部一些敏感資金的流向問題。這最終導致調查雷聲大雨點小，兩家俱樂部分別被罰款20萬和40萬了事。

　　“渝沈案”也是沒有司法介入，這一轟動全國的事件調查和處理結果距離媒體和民眾的期望值太遙遠。

　　2001年出現了甲B“五鼠丑聞”，竟然最后就只抓出了主動退錢的黑哨龔建平；2006年就被媒體頻繁關注的愛福克斯冠名中超有名無實問題，則一直沒有看到有關方面的任何相關處理，直到去年王鑫因為新加坡聯賽操控比賽被國際通緝才案發。

　　2001年的甲B“五鼠丑聞”的調查和處理，當時出現過各種揭發材料，都沒有得到重視和處理。最后演變成一場轟動的鬧劇，當事人之一的張健強最終還是在中國足協繼續任職，直到今年2月份落網。

　　司法介入，在足球界向來雷聲大雨點小。

　　專家認為中國足球的裁判監管還有很大的完善空間。特別是在與司法部門的合作、監督機制的完善等方面，完全可以借鑒NBA，他們非常職業，有一套完整的監督系統。

　　在NBA執法的全都是職業裁判，如果賭球裁判將面臨失業。NBA聯盟會安排專員輪崗監督每支球隊的工作，他們大部分都曾在美國聯邦調查局或當地警察局工作過。而這些專員的工作，則由聯盟進行評估、考核和監督。黑哨多納吉事件發生后，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美國聯邦檢察院都對NBA做出了全面調查，裁判資產接受審查，銀行賬戶每年一檢。

　　以李承鵬的建議，首先職業足球不能成為行政單位，“會把領導累死，已經累死了很多領導，他們都想沖出去，但都被抓進去了”；足協應該和足管中心分開來，國際足聯如果要較真，我們就會被全球禁賽；第三個力量應該是成立職業大聯盟，由司法介入監管，日常管理辦法是《公司法》和《職業體育法》，而不是人事任命，因為俱樂部越管他們越不老實。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要分權分利，足協主管代表政府，足管中心代表組織，職業聯盟代表商業運作。

　　駐國家體育總局紀檢組監察局負責人26日就中國體壇和足壇反腐問題對記者發表了談話，從六個方面介紹了國家體育總局在打擊腐敗問題上的認識、決心和措施。胡明覺得這次的司法介入進行刑事責任追究，對中國足球以后的發展有極大的促動，“就像是一個大毒瘤，挖的時候一定會痛，但挖出來以后才會有康復的機會”。他也建議中國的體育產業應該進行常態監督，“不要像打個仗就行了，發生了才關注一下，其實我們的立法已經把體育的一些行為納入到當中，主要執法過程中沒有給予過多的關注，也有可能有利益團隊施加了一些不好的影響”。

　　今年3月24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將來的目標是讓體育產業成為像美國一樣，占到GDP產值百分之十，張衛說“可能目前對于這個目標來說唯一困擾的就是中國體育資源的壟斷，其實就是體育總局的壟斷、各個管理中心的壟斷，這樣的話不管是足球還是籃球，各個行業都會有問題，如果能通過足球讓體育有所變化，那才能有真正的歷史感”。

　　李承鵬在他的新書《中國足球內幕》當中專門有一章描述“我所知道的南勇”，這本2010年2月出版的書在封面上說“還將有多少大魚浮出水面”，這句話成了一個讖語。

　　9月25日，蔡振華親口承認他即將主管中國足協，李承鵬說他并不看好這樣的“換人”，“負責開刀的醫生走了以后，負責康復的醫生沒來，蔡振華來搞足球，不一定有我搞得好，他不懂足球，不懂政治，一個好好的乒乓球干部，有可能變成一個壞的足球干部，這樣的換人起不到本質的作用”。

　　如今的張衛、李承鵬都已經漸漸脫離了足球圈的前線，中國足球最輝煌時的八千記者很多都改了行，他們當中相當一部分是像李承鵬這樣“被足球傷了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