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葡萄牙度假勝地的中國女足，輸成了一團漿糊。最具有中國特色的黑色幽默則是：至今依然對國字號球隊存有幻想、因而還會充滿憤怒的最死忠球迷，在這場鬧劇中都會有一種無力感，因為他們不知道究竟該向誰問責。

　　連意大利都輸，主帥伊麗莎白自然難辭其咎。事實上，這可能是中國足壇洋務運動“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的標志，因為洋帥的體制優勢已經不復存在。體制決定了我們國字號球隊的主帥不可能是溫格，而只能是伊麗莎白或者阿里·漢。來時豪氣干云，去時灰頭土臉。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講，類似足協這樣的官僚體制，總是充滿了自我調適、獲取利益最大化的動機。米盧的成功，反過來扼殺了繼任洋帥發揮本事的土壤，因為足協不會再允許這樣一個“不聽話”的主帥。就像俄羅斯套偶玩具，繼任的洋帥只可能在一個比一個“矮小”、一個比一個“聽話”中反達爾文式退化。

　　所以，把責任全推到“伊人”頭上，公平嗎？當初又是誰選擇了她當主帥呢？在足協這種“大領導大干政，小監軍小干政”的政治氣候中， 女足怎能不演變成一場“一地雞毛”的官場肥皂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伊麗莎白的有限智慧，又怎能不成為潛規則的犧牲品？

　　在這種潛規則下，洋帥已成了足協進退有余的遮羞布。奧運迫在眉睫，從治療女足急中風的角度來說，廢黜伊麗莎白，起用合適的土帥，至少能解決與球員的溝通障礙，不失為壯士斷腕的明智之舉，但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伊莎事件的病根在體制大問題，套用成都武侯祠的名聯就是“不審勢即土洋皆誤”。

　　這個“勢”是什么？就是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只要足協還是一個只需對上級領導唯唯諾諾，無需對全國球迷(也就是他們的選民)負責，甚至哪怕是稍微考慮一下球迷心情感受的機構，那中國足球的問題就永遠在原地打轉死循環。而足協也永遠會像一只尺蠖，時而是政府機構，時而是民間組織，左拱右挪總是在得利。

　　11日，正在北京召開的“兩會”傳出大部制改革方案精神，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強調行政體制改革的思路是“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三權分立”。套用在女足頭上，那就是足協只管選帥，執行則是女足主帥的權力范圍，全國球迷則通過媒體、網絡等多種代言介質來起到輿論監督的作用，這三權必須分開。

　　唯有以大智慧建設新的足協體制，解放思想，才能迎來一個責權利分明清晰的選帥用帥架構：如果是選帥這一步選錯了，那就打足協的板子，足協領導也應該建立引咎辭職的機制；如果足協沒有干預教練工作，確實是教練指揮無能，那就敦促足協解雇主帥。如此，才不會有阿爾加夫慘敗后的那種不知向誰發泄的無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