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末，中國足協商務工作官員范廣鳴被遼寧警方帶走“協助調查”——這是繼廣州足協官員楊旭之后，又一位中國足球高級行政管理人員被牽扯到“抓賭掃黑”風暴中。

　　雖然尚無現役球員、教練和裁判被警方控制的確切消息，但隨著幾位“前俱樂部老總”、“前助理教練”的交待以及司法部門對中國足球“賭球”惡瘤的進一步掃蕩，中國足球即將遭受一次沉重打擊已是必不可免。

　　“不管領導、同事、朋友還是隊友，都有可能被牽扯到賭球這個龐大的利益集團里。”一位曾在中國足協任職的知情人說，“目前，中國足壇可以用4個字來形容：人人自危。”

　　“抓賭”力度甚于“掃黑”

　　2001年，新華社體育記者楊明開始調查中國足壇黑哨事件，當時，廣州吉利俱樂部和杭州綠城俱樂部相繼“揭黑”，浙江體育局和綠城俱樂部隨后公布一封裁判的匿名懺悔信，并表示該裁判退還了杭州主場“好處費”4萬元，而這封匿名信成為2001年年底和2002年年初中國足壇打假史上最勿庸置疑的證據——從那以后，無論什么樣的“證據”，都沒有讓中國足球和司法界產生如此大的共鳴，而直到今年春天，公安部門的強勢介入，才讓2001年那次足球圈內的“掃黑”又浮現在人們的記憶當中。

　　那次歷經半年的掃黑，最終以裁判龔建平因“受賄罪”，被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而告終。楊明回憶起8年前的那次掃黑采訪，第一個反應是“結果令人寒心。”

　　“當時的客觀因素和社會大環境，對于掃黑(主要是打擊黑哨)并不是很理想。我們在采訪過程中收集到了一些證據，但是這些證據最后沒有派上用場。”楊明說，“一方面原因是2002年中國足球第一次進入世界杯決賽圈，大家都認為這是中國足球歷史上的最大勝利，整個輿論氣氛是喜慶的，而且當時伊朗還向國際足聯反映中國足球有黑哨問題，要頂替中國進世界杯，所以沒有人再使勁揪著‘黑哨’這件事不放，畢竟中國足球的形象在那時非常重要。”

　　另一個沒有讓“黑哨”大面積暴露的原因，是中國足協在那個時期的曖昧態度。“好像是揭鍋以后又把蓋子蓋上了，大家都奇怪最后怎么只有一個裁判獲刑。”楊明說，“實際上，中國足協當時給一些裁判留了后路，下了個通知說，只要有問題的裁判向中國足協交待清楚自己的問題，就可以‘不獲罪’了，這個通知也引起了很大爭議。”

　　事實上，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檢察院能在2002年4月以涉嫌“企業人員受賄罪”批捕龔建平，已經是“邁出了一大步”。

　　“當時足球裁判受賄，在法律上如何定義，是一個盲區，足球裁判只歸足協管，我們沒有針對這方面問題的適用法律。”楊明說，“采訪過程中司法界也在討論‘能不能判裁判’、‘怎么判裁判’的問題，最后是出了一個司法解釋才解決了問題。”

　　據法學專家介紹，“司法解釋”只適用于某一特定案件，并不具有普遍約束力，“龔建平受賄案”的司法解釋把足球裁判歸納為國家公職人員，因此才給出10年刑期的判罰。

　　“無論是當時的法律困境，還是社會足球環境，現在已經完全不存在障礙了，所以我相信，這次最終的結果也不再會是虎頭蛇尾。”楊明說，“首先，‘抓賭’的力度遠遠大于抓‘黑哨’，這方面我們有足夠的法律保障，其次，這次是從上到下的一次大動作，雖然難度不小，但不會像上次‘掃黑’時主要是媒體在監督。”

　　踢假球等同“非法賭博”

　　“目前有了一個好的開端，希望能有一個好的結果。”2001年擔任浙江省體育局局長的陳培德對楊明的說法表示贊同，“社會的輿論背景，是‘抓賭掃黑’能不能持續下去的重要原因，現在國家高層領導人指示要凈化足壇環境，這就夠了，中國足協也發了聲明表示支持。我跟別人說過，就算這次聯賽辦不下去了，也不能手軟，這已經不是足球的問題，是違法亂紀的問題。”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大部分足球圈邊緣人士都對這次抓賭風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這些年，中國足球無論是聯賽還是國家隊的比賽都越來越難看，我認為這與賭博公司的禍害關系很大。”曾在中體產業相關部門與中國足球多次合作過的王奇說，“如果這次不趁勢把這里面涉及賭球的都抓了，中國足球早晚會和馬來西亞足球一樣黑暗，不管是對賭博集團，還是教練球員，甚至是足協官員，只要有證據，就不能手軟。”

　　在王奇看來，賭球所造成的假球危害性，遠非通常大家所不恥的“默契球”所能比擬。

　　“九運會足球小組賽時，越秀山體育場有球迷就打出一個橫幅，上面寫著‘山東遼寧是一家，二比二平進前八’，這應該是雙方算小分力保出線的一種穩妥做法，我覺得在性質上和牽扯到經濟利益的‘假球’還有著本質區別，雖然有危害，但是危害程度沒那么大，‘默契球’和‘假球’，還是應該有區別的。”王奇說，“據我所知，在中超底下的聯賽里，經常有賭博集團一做就做好幾場球，都是相互勾著的，很少有人單做一場，這就是假球，是用錢買出來的球。賭博集團是非常厲害的，足球界的人根本控制不了，所以司法介入肯定會大快人心。”

　　王奇甚至用“蔣經國打老虎”來表達對這次公安部門強勢介入足球圈并且追查到底的希望。

　　1948年蔣經國在上海打擊經濟犯罪，夸下“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海口，但打到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公司時，因宋美齡之故而不了了之，“物價管制”也因此失敗。

　　“現在的足球圈和那時的情況一樣，官商勾結，賭博公司一定是和中國足協中的某些人有關系的。”王奇說，“在中國足球這個圈子里，打蒼蠅不起作用，我希望不管多大的官，只要這次發現他觸犯法律了，就嚴懲不怠。”

　　有趣的是，原中國足協聯賽部主任郎效農也有關于打“蒼蠅”的表態：“有蒼蠅飛進來，消滅它就是了。”

　　當初因為“證據說”而被球迷詬病的郎效農說，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表達的觀點是，賭球集團只有可能操縱個別比賽的結果，對于中超聯賽的危害性并不如一些媒體渲染得那么恐怖。

　　“有一些說法是危言聳聽，至少中超絕大部分比賽還是可以相信的。”郎效農說，“我絕不是要袒護什么，以前中國足協只是行業行政管理部門，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手段來獲取證據，現在司法介入，打假球可以被歸結為非法賭博了，那大家可以等著看最后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