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公安部牽頭的足壇反賭風暴反響巨大。截至目前，官方通報的案情，涉及2場中甲比賽、4支球隊、20余人，他們的身份包括俱樂部董事長、經理、領隊和中間人，以及唯一一名足協官員范廣明。截至記者發稿，尚無參與假球的現役球員、教練被公開通報。

　　中國的足球圈里，究竟隱匿著怎樣的一個假球江湖？是誰編織成了這張假球大網？

　　裁判

　　在輿論的聲討中，中國足協曾經以“沒有證據”為由，拒絕承認黑哨的存在，直到龔建平案發。

　　與假球有關的信息，最早被人們關注到的角色，是裁判。

　　譚劍曾與目前涉案的青島海利豐隊有過業務往來，對海利豐俱樂部有較多了解。他介紹，“黑哨”假球的一般操作方式如下：每次有重大比賽之前，俱樂部都要開會商量具體策略，三個問題需要討論。一是是否有做裁判工作的必要。主教練的意見是基礎意見，如果是主場，戰勝對方的把握很大，就不必“直接給錢”，好好招待一番就是了。如果比賽場次關系到升降級或奪得重要的名次，就會不惜血本。二是送多少。從1996年開始，一般在3萬到8萬之間，最多也有10多萬元的。并不是俱樂部不肯多給，而是裁判員不敢收那么多。送得多，一般都是判罰難度大，場次關鍵的時刻。第三個問題是通過什么渠道，由誰去給。一般俱樂部要通過一個中間的熟人介紹，然后俱樂部安排具體人去見面。

　　收了錢的裁判，成為足球場上的“第12名隊員”。譚劍說，這樣的假球，在聯賽開賽后兩三年，就已經在足球圈蔓延。

　　黑哨問題開始被媒體和公眾關注，始于1998年。當年9月，大連萬達俱樂部老板王健林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大連足球俱樂部因中國足球黑暗而決定退出中國足壇。他說：“假如有司法部門介入，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中國足球有多少黑哨和假球。”

　　2000年4月30日，在足球圈頗有影響力的北京國安俱樂部老板李士林也因對裁判員判罰不滿而宣布退出中國足壇。

　　在輿論的一致聲討中，作為行業管理者的中國足協，一直以“沒有證據”為由，拒絕承認黑哨問題的存在。一直到2001年，龔建平案發。

　　龔建平是職業聯賽設立16年來，中國足壇第一個，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個因腐敗問題被判刑的人。2001年，浙江綠城俱樂部老板宋衛平發起打黑運動，裁判龔建平主動交回受賄款，并寫了自白書。其后，龔建平被判10年徒刑，服刑兩年后死于獄中。

　　球員

　　由一個在足球圈里人脈廣的中間人從中聯絡。中間人能得到“買球”總價的10%左右的酬勞。

　　2009賽季，在中國足協注冊，有資格上場比賽的球員，只有1300人左右。億萬球迷的激情、失望和期待，都圍繞著這1300人展開。

　　龔建平案前后，假球的運作模式發生變化。綠茵場上可以直接決定比分的球員開始直接參與造假。

　　“做一場比賽，3個人就夠了，一個守門員，一個前鋒，一個中場核心。”譚劍說，具體操作上，一般俱樂部并不直接和球員聯系，而是由一個在足球圈里人脈廣的中間人從中聯絡。中間人能得到“買球”總價的10%左右的酬勞。目前涉案的尤可為就是這樣的角色。

　　“敢接活的，一般是隊里的大哥級人物，影響力在五六個人以上，打得上絕對主力。”譚劍說，“每個隊都有一個核心，俗稱大哥，小弟必須得聽大哥的，不然很難混下去。從國家隊出來的都是老大，很多人都想進，出來后好統治一方。曾經有人給我打電話，山東的隊員，那是1997年1998年的時候，說給我運作進國家隊，給10萬。哪怕打不進主力也沒關系，只要國家隊有我名字就行了。”

　　球員參與做假球，有各種不同原因，巨大的利益誘惑是最重要的。譚劍說，曾有俱樂部打電話給他，讓他牽線找國安的三個絕對主力，一人給50萬，被他拒絕了。

　　教練員

　　俱樂部有時會直接找到教練。有的教練會聯系對方隊中熟悉的球員，完成間接的金錢交易。

　　幾乎與球員同時，一些能操縱球員的教練，也參與到買球賣球中來。需要買球“保級升級”的俱樂部，有時會直接找到教練。有的教練也會聯系對方隊中熟悉的球員，完成一種間接的金錢交易。

　　“教練和俱樂部都是簽約制，有升級的壓力，如果三場不勝，他就特需要贏一場或者平一場，有了這一分，或者三分，俱樂部的名次就能上升，也保證他們在俱樂部老板面前的一種顏面，所以它就要找熟悉的隊員，活動活動，通融一下。”譚劍分析。

　　教練和球員也會達成某種默契，“我可以給你一個很好的約定，明年你踢得不開心，可以到我這里來。這樣球員肯定會幫忙啊，明年就可以跳槽啊，待遇肯定還不錯。”

　　在中國，絕大多數足球教練是足球運動員出身。許多人在從球員到教練員的轉化過程中，并沒有接受過嚴格的培訓和考試，他們能夠走上教練崗位憑的是聲望、資歷或者機遇，目前中國各俱樂部的教練，差不多清一色由退役球員擔任。這為“交易”的進行提供了土壤。

　　俱樂部

　　假球和賭球甚至成了某些俱樂部的生存之道。目前正被調查的海利豐或許就是典型代表。

　　“假球發展到后期，已經是俱樂部和俱樂部之間直接談了。”譚劍說。

　　目前被公安部曝光的兩起假球案，均為此種類型。

　　2006年中甲聯賽第17輪，有“沖超”希望的廣州醫藥隊主場對陣山西陸虎隊，為了確保沖超成功，廣藥向山西陸虎支付了20萬。

　　2007年9月22日，“中甲”聯賽成都謝菲聯足球隊客場對陣青島海利豐足球隊，當時正是前者“沖超”的關鍵時期。經雙方協商，成都謝菲聯隊以數十萬現金并免費讓青島海利豐隊在其訓練基地冬訓一個月為條件，讓青島海利豐隊在這場比賽中“放水”，比賽期間，青島海利豐隊通過違反常規換人等形式，操縱比賽結果。最終，成都謝菲聯隊以2：0贏了青島海利豐隊。

　　“假球和賭球，甚至成了某些俱樂部的生存之道。”譚劍說。目前正在被調查的海利豐或許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譚劍描述了海利豐隊當初的窘況：“開始是個乙級隊，每年投入將近200萬，沖甲B好幾年沒成功，就買了一個廣東宏遠的殼，一下子變成了甲B球隊，就是現在的中甲。”

　　在中甲，海利豐幾乎沒有任何贊助，球員年薪很低，還常被拖欠。為了節省開支，球隊出去打客場都坐火車。算下來，一年200萬的投入很難維持。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維持一個隊的運作，老板就開始想別的辦法。

　　“從乙級時就在小規模買球賣球，支撐俱樂部的花銷，近兩年，把賣球和賭球當成一個產業來做了，提高運動成績，根本就不在俱樂部的考慮范圍內。”譚劍說。

　　雖然不能把經營的慘淡，作為俱樂部或者運動員參與賭球的借口和理由，中國足球俱樂部難于盈利卻是基本的現實。在剛剛過去的2009賽季里，共有41支職業俱樂部參與聯賽的游戲。在這些球隊里，只有中超冠軍國安自稱實現了收支平衡，這還是國安副董事長張路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一種謹慎的說法。另一支中超勁旅上海申花隊投資人朱駿則對記者稱，俱樂部每年的投入至少1000萬美元，而收入幾乎是零。

　　在職業聯賽市場剛剛開始培育的初期，贊助商少，球迷上座率低，電視轉播賣不出好價錢，是中國的俱樂部無法盈利的重要原因。而某些俱樂部投資人的投機和功利心態，則加重了俱樂部的危機。

　　明知足球難于盈利而仍進入的俱樂部老板們，有的是因為對足球真誠的熱愛，也有的是看中了足球的廣告效應，還有人看中的是足球帶來的“附加值”。附加值之一，就是聯賽球隊的殼資源，在一些俱樂部老板的眼里，這是一條靠投資足球賺錢的便捷之道。

　　“靠打假球，迅速沖上中甲、中超，再把球隊的資格賣出去，一個中超的殼，價碼在3000萬左右，一個中甲的殼，也能賣到1000萬。相比之下，買球的錢，就是小頭兒了。”

　　目前被公安機關刑拘的王珀，正是靠購買殼資源，進入職業聯賽的“賭場”，把俱樂部當成賣球和賭博賺錢的工具。

　　另一種投資足球的“附加值”，是某些能從政府要來的好處。青島海利豐的投資人——目前尚未歸案的杜允琪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據譚劍介紹，杜允琪靠倒騰汽車起家，收斂后又做證券，之后投資房地產，為了推進房地產的生意，和青島市政府要些政策，杜允琪投資了海利豐俱樂部。所謂政策，最重要的是地皮。

　　“海利豐只是一個乙級隊，在青島很繁華的地方向政府要了塊地，成了它的訓練場，實際上是要今后做房地產開發。”譚劍說，有了俱樂部，杜允琪就可以動不動去和市政府說事，而地方政府也有支持球隊發展的動力。

　　賭博集團

　　和普通百姓賭球不同，球員和俱樂部可以直接操縱場上比分，他們可以預制比分，直接撈錢。

　　在中國已有的假球盛行的土壤里，境外賭博集團在2003年前后的滲入，就變得相當容易。操作模式都是現成的，只不過操縱比分的結果不僅可以幫助俱樂部保級升級，還可以直接在莊家的盤口里獲得更大的賭博收入。

　　譚劍說，這是一種專業的、團隊化的操作模式。“中國足協制定出賽程表以后，開盤的莊家們就開始操作了，每一輪，基本選一場球，第一場，一般誰都不去做，你好我好，大家好。越接近聯賽中后期的場次，假球越多。一般選擇實力懸殊的兩個隊，讓在主場踢的強隊輸球，爆冷，或者是兩個實力接近的，讓人很難猜的。這樣，最后的結果，一定和大家的預測相反，莊家就能贏錢了。”

　　一般的模式是，莊家通過中間人找到球員或者俱樂部，直接談價錢。

　　“2002年中國隊打進世界杯決賽圈后，賭球就開始盛行了，當時有的地下莊家，開了世界杯中國隊的盤口。”民間反賭聯盟負責人任杰說。

　　“一開始賭的是歐洲的五大聯賽，后來中國的職業聯賽也有一些盤口。”任杰說，在中國，地下賭球已經非常普遍，任何一個普通人，想參與賭球都非常簡單，在互聯網上敲進“我想賭球”，無數個網頁可以教給你詳細的流程。

　　在這樣的環境下，球員和俱樂部也開始參與到賭球中。只不過，和普通老百姓賭球不同，他們是可以直接操縱場上比分的人，他們不是在賭，而是在預制比分，直接撈錢。

　　任杰告訴記者，在足球圈內有一句流行語，“賭三年球，坐三年牢，富三代人。”（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