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1日，東京。中日韓的足球官員，第一次坐到一起探討東亞足球的發展。”作為日本J聯賽的工作人員，朱曉東親歷了那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三方聚會。

　　至今，朱曉東還清晰地記得，中超委員會秘書長郎效農在會上介紹了中國的“中超規劃”，包括升降級制度、球員轉會、賽事管理、贊助冠名等內容。“宏偉的‘中超藍圖’令日韓官員大為吃驚。會后，一個J聯賽的官員對我說，中國的中超讓我們很害怕，中國的經濟已快速發展，現在足球也要強盛起來啦！”朱曉東說。

　　然而，9年過去了，日本人的擔憂沒有成為現實，中國足球愈加低迷。顯然，中超聯賽并沒有嚴格按照“規劃”行事，規劃成為一紙空文。

　　少數人把持中國足球

　　朱曉東認為，中國足球職業聯賽最為核心的問題是中國足球的所屬權問題。他質問：“有人能回答，中國足球屬于誰嗎？”

　　他認為，中國足球的最大“特色”，是體制上的一言堂制度。“在我看來，少數人把持著中國足球，他們為所欲為。很多足協官員只是對上聽領導，對下卻不聽民聲。”這樣的體制直接或間接導致了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和2004年中超元年的“G7革命”。

　　風波過后的2005年，由于各俱樂部逼宮，中國足協組建了中超公司，俱樂部才開始有了自己的話語權。

　　日本模式可借鑒

　　在朱曉東看來，中日足球的最大差異在于體制。“日本J聯賽是‘會員制’，會員大會對聯賽的重大決策擁有神圣的投票權，并選舉出大會的最高權力機構——委員大會，下設常務管理機構董事會。董事會下設裁判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紀律委員會等部門，董事會的主席和成員及各部門負責人，全由會員大會投票產生。”

　　朱曉東介紹，J聯賽董事會一共有15個成員名額，這15個成員分別來自3個陣營：5人來自日本足協及J聯賽的管理層，5人來自足球俱樂部，另外5人來自包括媒體在內的社會各界，由社會名流或有影響力的公眾人士組成。

　　朱曉東表示，日本足球管理模式值得借鑒，尤其是他們的管理模式更能保證聯賽的公平、公正性，同時能有效地維護各俱樂部的合法權益。而來自社會的力量，則代表球迷及民眾，對聯賽進行監督和參與聯賽建設。這是一個民主而嚴謹的制度構架。

　　本報記者 劉大偉J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