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大眼”李承鵬為宣傳新書《中國足球內幕》回到家鄉成都。穿著帶毛領的棉外套、背著dunhill單肩包、手里不停把玩著一只“寶馬”車鑰匙，那雙著名的大眼睛邊，靜靜地橫著幾道明顯的皺紋，這就是出現在記者面前的李承鵬。

　　妙筆生花的李承鵬把采訪當成了又一次文學創作，連裝都不裝，說靠譜也不靠譜，把新書《中國足球內幕》當成時代生活文本來寫，談到前段時間差點要起訴他的“敵人”南勇的倒掉，大眼睛里也會閃爍一絲悲憫的光芒。面對坊間流傳著的關于他的八卦傳言，他有些得意地說，我41歲了，我不需要調節。

　　關于書

　　看中國人性和文化性

　　中國足球是一切，就不是足球。甲A因為背后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從名片成為名騙，成為被遺棄者和墮落者，中國足球從來不只是足球，這是混球。

　　記者：《中國足球內幕》之前取消了廣州的簽售會，有傳聞說是因為遭遇到威脅，這次回成都簽售會有壓力嗎？

　　李承鵬：這種說法很科幻，中國拍不出《阿凡達》，因為中國人人都是阿凡達，挺能幻想的。其實廣州是我的大本營，《廣州日報》作為珠三角最大報業集團，我們怎可能有壓力。取消廣州簽售是因21日那天確認南勇、楊一民出事，要花3天時間給書里增寫35000字的最新內容，簽售不過是作秀，假裝人氣很高的樣子，但增寫新內容卻對讀者有更大影響也有更大銷量，所以我們都沒去。

　　記者：你說過，《中國足球內幕》不是檢舉書也不是揭黑書，那它是一本怎樣的書？

　　李承鵬：它不是一本足球書，是一本社會書，是一簿黃頁，每個人、每個行業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門牌號。它講述的不僅是當下打黑、掃賭，而是推溯更早的1978年“人情球”。女排三連冠和當時的《霍元甲》都是愛國主義題材，我一直是想追尋中國足球甚至中國體育的來歷，其實中國人沒有獨立的體育精神，體育運動被當成愛國主義的附屬品，這種改動實在偉大。

　　1994年是分水嶺，這一年，中國的INTER網首次跟全世界接駁，中國開始房改醫改，上海高架和北京三環正式貫通……首屆職業化足球的甲A也正式開始，甲A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和大連的草坪一樣是城市名片，只不過它因為背后的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從名片成為名騙，成為被遺棄者和墮落者，中國足球從來不只是足球，這是混球，是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發展以及這其中的陣痛和泥沙俱下。

　　記者：這本書解構的是怎樣一個中國社會？

　　李承鵬：體育從來都是資本最動感的偽裝，當每年全球職業足球產業高達一萬億歐元，中國職業足球也高達40億人民幣時，職業足球就不是一個運動產物，而是市場產物。我們過時了，當用一個局級單位去管理數十億的市場，權力集中在三兩個人，腐敗不出現卻是怪事了。

　　中國足球從來都不是足球，它是官商色結、黑白兩道、恩怨情仇，是一切，就不是足球。所以看這本書，也是看中國人性和文化性，中國人是不能“差異性合作”的，我們可以在純個人的領域有優秀的發揮，比如乒乓球；也可以在整齊劃一的項目上表現出色，比如張藝謀鳥巢的團體操。但是中國人在既需要個人發揮又需要團隊合作的項目中，一直表現很差，所以中國可以出現郎朗，卻不會出現一支偉大的交響樂團。

　　關于人性

　　“南墻”倒了忽生悲憫之心

　　記者：時代的變遷最終是體現在人身上，足球圈中有這樣一個人能讓你充分感受這種變遷嗎？

　　李承鵬：南勇。一個當年在月光下奮勇滑冰的倔強孩子，一個以優異成績考上沈陽體院的好學生，一個能在35歲成為中直機關副司級人事干部的跨世紀人才，必定是又紅又專、德藝雙馨的，可他最終作為大貪官落馬。要問的是，南勇這朵惡之花，為什么會綻開在這個變化中的時代？電視劇曾有《黑冰》、《黑洞》，現在可以再弄一個《黑膽》，它們是巨變中社會的必然產品。

　　這么多年來，中國足球需要南勇這樣的人，親手制造了這個人，再毀滅了這個人。這么多年來，南勇從一個部門到另一個部門，擁兵自重，從當初的雛兒變成了“鰲拜”，他的人生其實就是論證了這樣一個需要＋制造＋毀滅的公式。這本書寫的本不是足球，而是社會。

　　記者：你眼中的南勇是個怎樣的人？

　　李承鵬：他是個貪官，但不要臉譜化，他講義氣、城府深，做事執著。我的同事、《中國足球內幕》作者之一吳策力有一件讓他印象深刻的事。一次，他和南勇踢足球，為了阻止進球，南勇拼得差點把吳策力的球褲拽下來，而這本來就是一場踢著玩的比賽，但他絕不讓對手擋著道。最早他只是個“雛兒”，在記者假球的質問下，他只能緊張地對著電視鏡頭連說18個“這個”，但這個人事干部出身的官員很快調整了自己的身位，擁兵自重、羽翼豐滿，一時“鰲拜”。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喜歡一個人走路，每一步都在想問題，常常會用陰沉的眼神沉默地打量潛在的對手，即使極端憤怒時也一言不發，只是整張臉漲成豬肝色，不說話，卻悄悄把你封殺。

　　記者：你和南勇“斗爭”多年，獲悉他被刑事拘留的那一刻，內心有怎樣的感受？

　　李承鵬：空曠。打了這么多年交道，他在被抓之前3個月還因為我說國安“被冠軍”而要起訴我，這會兒突然不見，我頓時覺得少了一個強勁的墻，或許該叫南勇“南墻”吧，他就是我一直想打破的一堵體制之墻，在這堵南墻下，我經歷了一次次被封殺，也目睹他種種政績和禍根。政績比如說，十強賽率隊出線；禍根比如他在歐洲通過黑經紀人白川選擇阿里漢。為了甩掉記者追蹤，一向持重的他甚至不惜鉆到地下車庫里再轉乘輕軌逃掉，這是導致他直接被拿下的重要原因。現在想來，當時他絕不讓任何人知道選帥真相，是因為這里面藏有巨大秘密。他被抓那一刻，一直想尋找這條大魚的我的內心十分復雜，沒有幸災樂禍，反而是悲憫。當初他到足協最早以司庫身份分管財務，被捕時據說身上卻揣著一張600萬的銀行卡。

　　南勇是個貪官，但他講義氣、城府深，做事執著。他的人生其實就是論證了這樣一個需要＋制造＋毀滅的公式。他被抓后我感到“空曠”。（胡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