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琳“路過”波黑來到上海申花，這件事情在最近的中超引發了眾怒，各方諸侯認為“這是走了潛規則”，而申花則理直氣壯：不違法不違規，要怪就怪足協。

　　我相信，老申花不會做這樣的事情，因為老申花致力于和各家維持好的關系；能夠冒著中國足球之大不韙的，朱駿和他的團隊的確給申花帶來了新鮮的氣息。兩種風格，說不上誰好誰不好。朱駿的這種脾性總是在觸怒他人的痛點，所以不為他人所喜歡，但是客觀來說，無論是“洗牌門”還是現在的“轉會門”都是符合現今已有的規定的，朱駿是合理的受益者。

　　對于行業規定或者法律的態度，一些方面直到現在還是具有一定爭論的。“非禁止、皆可行”，這在理論上似乎是對的。比如，國家的法律一直都表明“男22周歲、女20周歲以上都有結婚的權利”，而曾經的大學校園多在校規中明令“在校學生結婚勒令退學”，隨著時代的發展，兩者之間的矛盾從無到有由小及大，最終迫使校方作出規定上的妥協。

　　但是，“非禁止、皆可行”這個概念，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新事物的發展，其外延可以無限延伸。“漢謨拉比法典”起用至今也不過不到4000年，而如此長久以來，不同社會不同時代對于法典的更新總會慢于現實情況的出現，事實上也是新情況引發新條例。在這個當子上，只有人類千萬年進化而來形成的道德觀來約束。法律和道德，前者是成文的、體系的、廣泛平等、一定時期內恒定的，而后者則是取決于文化、環境等等不同的動量，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因此只有法律法規才能夠最終做出裁定，而道德只能認為判斷好惡。

　　在這次戴琳的轉會過程中，申花犯了眾怒，可以認為是違背了這個圈子中的道德，但是并沒有違反這個圈子管理部門所制定的法規體系，只是在“非禁止”的外延中走得遠了一些而已。在這個事件中，足協的確難辭其咎。就在年初周海濱強制離開山東魯能的時候，就已經引發了“洗自由身”的說法。但是半年下來，足協始終無動于衷，如果中國足球有一個平等互動的機構，那么足協中的一些人將以“不作為”被彈劾。

　　但，這可能么？顯然，這是一個不存在的問題。

　　中國足球有著自己的特色，或許當中也滲入了太多中國文化的東西，比如“君子協定”，這就給了太多鉆空子的機會。朱駿是個生意人，是個投機者，他僅僅尊重成文法規或者合同，他樂于見到那么多的空子，并且愿意以“犯眾怒”的代價去鉆一鉆。但是，他也應該由此理解申花為了裁判問題所派“上訪團”無功而返的局面，以及——我只是隨便猜測一下——下半賽季繼續遭受如此的待遇。

　　就像爭取在大學中結婚的權利一樣，朱駿其實在做一件合法的事情。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必須承認，中超還是需要朱駿這種人的，至少足協應該從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制定的規則漏洞多得就像篩子。只可惜，一個朱駿叫不響，他于是就要面對特立獨行所要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