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恒大地產帶著2000萬元巨資風風火火撲奔女排“職業化”俱樂部而來，中國排協帶著受寵若驚的欣喜匆忙間接納了這份美意。這是一種屈服于現實的必然選擇。因為女排看起來很風光，而俱樂部的處境大多比較窘迫。

　　于是，沒有門檻，只有喝彩，中國排球界第一家“純職業化”女排俱樂部堂而皇之地誕生了。

　　其實，沒有門檻，絕對不意味著永遠都會有喝彩。恰恰是以沒有門檻為前提接納“新生事物”，注定會為女排今后的發展帶來扯不清的麻煩，乃至后患。

　　女排職業化剛剛有了概念，也剛剛起步，但職業化注定會成為唯一的方向。

　　通過“‘郎女排’能走多遠”這組系列報道，我們試圖全方位客觀審視恒大女排俱樂部這一新生事物，為的只是為事件相關各方提個醒兒，為局外人解個迷局，同時也留下我們對中國體育職業化進程的觀察與思考。

　　直到現在，或許中國排協也沒搞清楚，到底女排運動的市場價值在哪里。

　　只不過，當恒大地產集團拿出2000萬元來說要投資一家“職業化”俱樂部的時候，中國排協也找不出什么贊成或反對的理由。在市場準入這一塊，中國排球幾乎是一片空白。

　　中國排球協會訓練部部長于光巖說，中國排球聯賽職業化進程比較滯后，目前還只有恒大女排一家“純職業化”俱樂部，規章制度難免還不太健全。

　　除了走注冊程序，排協對恒大女排唯一的限制就是從B級聯賽打起。從低級別聯賽打起，可能也只是為了防止其他俱樂部反對，算不上是準入“門檻”。

　　因此，看準了商機的恒大地產，短短數月間，就一舉招來了郎平和眾多知名前國手，并奇跡般地讓旗下的女排俱樂部成為全國曝光率最高的俱樂部。這與去年廣東鳳鋁籃球俱樂部苦苦尋求加入CBA而不得，無奈黯然離去形成了鮮明對比。

　　中國職業體育搞了十幾年，我們已經看慣，投資人一批又一批地換，俱樂部連年“城頭變幻大王旗”。只不過以前是足球、籃球，現在居然輪到了女排。

　　“門戶大開”的女排聯賽，又能讓這些投資人逗留多久呢？

　　改革沒有中間地帶

　　職業化“不進則退”

　　說實話，這也不能怪中國排協，只能說恒大地產對女排的“愛”來得太突然，讓人有些措手不及。

　　這些年，別說中國女排，就連上世紀90年代初曾經風光一時的意大利排球聯賽也開始走下坡路。整個國際排壇都略顯門庭冷落的時候，恒大集團的這筆投資，即便不算是雪中送炭，也絕對是“意外之財”。

　　更何況，這樣的好事，并不會經常落到排球頭上。即便是中國足球界“黑哨”、“假球”、“賭球”聲不絕于耳，其項目優勢依然明顯。

　　有關研究統計，排球比賽一個球平均只能打3個回合，運動員有70%至80%的動作是無球動作。而足球和籃球比賽是在相對寬闊的場地上進行的，并在奔跑中完成戰術的組織，具有鮮明的視覺動態快感，更符合視覺傳播規律。國際排聯也曾多次修改規則，但沒能解決根本問題——運動員無球動作比有球動作多，不利于觀眾欣賞。

　　因此，當一些投資人冒險在足球圈、籃球圈幾進幾出時，排球界依然是少有人問津。

　　如果這時候拒絕民營資本表達出來的投資意愿，中國女排恐怕只能再回頭走老路。而事實證明，舉國體制已經沒有多少可以挖掘的潛力了。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女排崛起時，毫無疑問是得益于舉國體制。當時全國各省市一、二線隊伍多達40支，全國優秀球員近2000人，這為國家隊選材提供了雄厚的基礎。

　　可現如今，全國正式注冊的排球運動員不超過400人，近兩個賽季，甲A球隊規模又縮回到10支，許多球隊已經沒有二線隊伍，不少隊員還是半路改行過來的。

　　國家體育總局排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徐利說，這些年排球俱樂部嚴重萎縮，如果一些俱樂部不參加聯賽并從中得到一些資金支持，將會面臨生存的危險。

　　中國女排的職業化改革進程，正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女排聯賽曾經因為賽制改革、權力下放而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聯賽中涌現出趙蕊蕊、周蘇紅等一批排壇明星。隨著職業化改革停滯不前，聯賽逐漸成了國家隊的練兵場，又再度萎縮。

　　不管前路多么艱險，中國排球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職業化之路。職業化的誘惑，就連知名前女排國家隊隊員張越紅都坦言抵擋不住，“一般俱樂部，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和恒大每個月七八萬元有天壤之別。只可惜目前自己已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是早幾年，我也絕對會去恒大女排。”

　　如果不徹底斬斷吃“皇糧”的后路，愿意投身排球事業的孩子們只會越來越少。正如張越紅所說，大家都在呼吁郎平盡快培養自己的隊員，甚至建立起二線、三線隊，但人才在哪里？

　　權力下放俱樂部

　　不等于放棄宏觀管理

　　不可否認，中國女排的職業化改革，最缺的就是投資。而在整個“大盤走低”的情況下，恒大集團的出手，的確是讓中國排協無從拒絕。

　　但也不要忘了，排球運動職業化本質上應該是追求排球運動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而并非簡單地為金錢而打球。

　　為了保證俱樂部的健康運營和良好治理，從而維系整個聯賽的運行，在競技標準之外，設置一些基本的經濟標準和治理結構標準作為俱樂部準入的前提，是完全必要的。否則，俱樂部“來去自如”，職業聯賽的長期穩定發展就無從談起。

　　這對于中國排球來說，也許是個兩難問題。而且，主管部門在改革的實踐中逐漸走向了極端，對項目管理放得太開，甚至認為職業化是球隊自己的事而“不聞不問”。

　　中國排球的職業化改革，實際上伴隨著一個權力下放俱樂部的過程。這一點，中國足協、籃協都沒有做到。

　　1996年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排球的改革年，全國排球聯賽開始采用跨年度的主客場制，半數球隊獲得了企業贊助。1999—2000賽季，全國排球聯賽首次擴大規模, 參賽隊伍從男、女各8支擴大到各12支。

　　在2000—2001年度全國排球聯賽開始之前, 排球運動管理中心決定把聯賽的承辦權下放給各參賽俱樂部。參賽俱樂部擁有組委會轉讓給賽區的聯賽廣告經營權。同時, 參賽俱樂部擁有本隊運動員服裝胸前、后背和臂章廣告經營權利, 并擁有本賽區運動隊的聯賽商業標志審批和經營權及門票銷售權。

　　可惜的是，“權力”下放給俱樂部，并沒有改善他們的經營狀況。大部分俱樂部還是主要依靠企業贊助、門票和廣告收入, 基本上沒有其他經營活動，普遍處于虧損狀態。

　　這種管理模式最終與“全運會戰略”走到了一起，聯賽被當成是調整人員、演練戰術的場所，這進一步導致聯賽水平下滑。

　　與此同時，排球協會又回到了老路，以直接管理為主, 喪失了宏觀管理的沖動。

　　由于沒有及時建立規范的準入制度，恒大集團也就成了排球市場上的“自由人”，其投資動機也就難免被公眾質疑。

　　準入制度不規范

　　投資方利益也難保證

　　從長遠來看，缺少規范的準入制度，其實不僅不利于聯賽的發展，也不利于保護俱樂部和投資方的利益。

　　近年來，歐洲職業化體育聯盟也開始將經濟標準納入俱樂部準入的審查，即俱樂部的財政狀況只有達到了某個特定指標，才能被允許參加聯賽。

　　盡管這樣的審查實際上直接干預了俱樂部的內部治理結構，違背了俱樂部自治原則。但是，這一審查體制所期望達到的是一些重要的體育目標，如提高俱樂部的治理水平、維持青少年球員培訓的最低要求、保證俱樂部具備足夠的經營水平、確保俱樂部為觀眾和媒體提供設施完善并且安全的體育場、維護國際比賽的延續性、促進全歐洲的俱樂部按同一標準運營等。

　　只要這些規則是以透明、客觀和非歧視性的方式做出，并且沒有超過必要的限度，那么制定相應的規則對運動員、俱樂部等利益相關方進行限制就是可以接受的。

　　雖說目前國內還只有恒大女排一家“職業化”俱樂部，但如果聯賽環境不能自始至終地得到維護，想長期留住這些投資人恐怕是天方夜譚。

　　在這個問題上，國內足球、籃球聯賽都有過不好的先例。“武漢光谷‘自縊’中超、廣東鳳鋁被‘投’出CBA”，都是因為準入制度有瑕疵。中超、CBA的準入制度不僅實質內容不夠明確，其適用方式的不透明、不平等也引發了爭議。

　　如果準入制度是公開和透明的，這意味著任何球隊都可以據此適當地評估其自身是否已滿足條件。而如果聯盟拒絕某個準入申請，必須提供上訴程序。同時，如果聯盟修改其制定的條件，必須在新的條件適用于球隊之前給予球隊足夠的時間來調整適應。

　　因此，在俱樂部準入問題上，單純的多數投票規則應被取消，而代之以客觀的、量化的、可操作的技術性標準。

　　毋庸諱言，目前全國性單項體育協會都被賦予了一定的行政職權，在職業聯賽管理上，他們既當“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一旦他們與俱樂部產生矛盾，俱樂部肯定是上訴無門。而法院往往又以“不屬于受案范圍為由，裁定駁回”，拒絕提供司法救濟。

　　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對投資人的熱情也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民營企業之所以愿意投入職業聯賽，除了擴大知名度之外，更多的是能從地方政府那里獲得批地、免稅、低息貸款等一系列的優惠政策。

　　當這些本質上不利于職業體育發展的政策性利益越來越少時，投資女排聯賽這種賠本賺吆喝的“買賣”，恐怕就再也沒人愿意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