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趣和執著

　　認識王寶泉的人都知道，王寶泉是一個“無趣”的人。“唱歌跳舞都不會，除非有中國隊的特別重大的比賽，否則他連排球都一眼不看。”這是妻子徐玉英對丈夫的總結。

　　在天津市體育局工作的徐玉英是個瘋狂的體育迷，凡有轉播的比賽，網球、籃球、足球、乒乓球、跳水，哪怕是半夜三更，她也會一個人爬起來看電視。但看天津女排的比賽，對她來說是一種折磨。“你想，家里兩口人，一個在場邊急成那樣，一個在場地里滿地亂滾，我這球看的是什么心情？完全感覺不到競技體育的魅力，感受不到那種美。”

　　今年49歲的王寶泉1977年進入天津男排擔任主力二傳，1989年成為國家男排一員，1990年曾作為隊長率領中國男排獲得亞錦賽冠軍，1992年退役后擔任天津女排主教練。

　　1998年起王寶泉擔任國家女排陪打教練，并于2001年升職為國家女排助理教練。如果不是2001年6月被查出患有結核性腦膜炎退出國家隊，王寶泉或許會有不一樣的人生路徑，畢竟陳忠和就是從這個位置直接干到國家隊主教練的。

　　連年南征北戰讓王寶泉很少有時間在家。“我懷孕6個月時，他去了國家隊。”徐玉英覺得王寶泉對待國家隊的召喚就像士兵對待命令一樣，“他走的時候真是二話沒有，我生王茜的時候，通訊也不方便，當天電話沒打通，第二天他才知道的消息，晚上從北京趕了回來。陪我待了3天吧，等我出院當天晚上，他又回隊了。”

　　這一走，等王寶泉再回家時，1歲半的王茜都在學走路了。隨后的日子依然是聚少離多，徐玉英只能自己帶著孩子生活。“記得有一次我弟弟的孩子過生日，我帶王茜去聚餐，看人家都是一家三口來，王茜就哭了，那時候她四五歲吧。”

　　有爭議的魔鬼訓練

　　天津女排訓練時，場地上像開動了一部龐大的、快速運轉的機器，排球館里回蕩著皮球砸到地上、墻上的砰砰聲，震撼人心。新任主教練劉曉明和助理教練一左一右站在網前連珠炮似的把球扣出去，而接受訓練的隊員站在端線，先奔向左角摔救一個險球，然后馬上站起來跑向右角摔救猛扣過來的另一個球，這樣穿梭奔跑、魚躍摔救，大約每5秒鐘一個往返，稍有懈怠或者連續幾次救不到球，鐵青著臉的劉曉明就會狠狠罵過來。

　　在場的天津電視臺記者們卻是一臉見怪不怪的表情。“這已經降低難度了，寶泉在的時候練得比這個還狠。”

　　王寶泉接手之前，天津隊在全國女排聯賽中名列第八，瀕臨降級。當時的主教練是趙雪琪，她說天津女排沒有別的隊伍出色的身體素質，只能在地面上多下苦功，做一個抻不斷、拉不折的“橡皮筋”。老太太將地面劃成100多個防守區域，劃分給每個人。趙雪琪最得意的弟子是李珊，練得最苦的也是她，一次趙雪琪在罵完李珊后抱著她痛哭，說天津隊如果有一個人能進國家隊就是你……如此苦心，造就了今天的李珊、楊潔、張娜、李娟。

　　2001年，王寶泉接任天津女排主教練，在延續魔鬼式訓練風格的同時，形成了自己的帶隊理念。“他在訓練的針對性上并不像外表給人的感覺——直，而是很有頭腦。沒有任何優勢和特點的天津隊靠的就是技術全面以及頑強的比賽作風，打不死我，我再找機會打死你，也就是打防守反擊。王寶泉還繼承了老女排在一傳、防守以及小球串聯細微環節的優點，形成了天津女排‘快速，全面，多變’的‘殺手锏’。”和王寶泉有十多年合作經歷的現天津女排領隊兼教練常良才說。

　　“大運動量不一定出成績，但運動量不大，一定不能出成績。”長時間高強度的訓練，天津女排10個隊員9個有傷，沒傷的幾乎沒有。現天津隊隊員兼助理教練李珊向本刊記者回憶，上屆全運會馬上要出發打比賽時，隊員們都要求打封閉。

　　常良才說，幾乎每個隊員在訓練中都挨過罵，甚至和王寶泉吵過架。“練到隊員們的身體極限，她們覺得自己已經盡力了，但是完不成還要挨罵、挨罰，心里肯定很委屈。有的兩三天都不理王寶泉。但是運動隊的人就是這樣，知道王寶泉是對事不對人，過個幾天就又都有說有笑了。”很多隊員都是在退役了才發現，吵吵鬧鬧中已經和王寶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老女排的精神確實融入了王寶泉的骨子里。在高強度對抗中，球迷們極少看到天津女排被擊垮及潰不成軍的時候。”《天津日報》記者孟凡強還記得：“2001年王寶泉出任天津女排主教練，正趕上備戰廣東九運會。當時他腦膜炎剛好，但是走路順拐，沒人扶著，他走道就是在原地轉圈。醫生不讓他出院，說：你要走，我不負責任。結果他給醫生寫了份生死狀。那次比賽，天津女排取得了本隊歷史最好戰績，第五名。”

　　一個家庭的壓力

　　如果非要將蔡斌和王寶泉做比較，那就是蔡斌“過潮”，王寶泉“太土”。“蔡斌以前帶國青隊，比賽少，訓練壓力不大，他接觸新鮮事務的能力更豐富，涉獵也比較廣，個性上又希望展現一些新東西。但是他有些冒進。王寶泉的眼里就盯著訓練和比賽，不上網，沒有自己的電腦，也不看電視。只能說各有特點，不好分出優劣來。”某排球專業人士指出。

　　在3月2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排管中心主任徐利對蔡斌一年任期做出了這樣的結論：“球隊作風不好，隊里沒能形成一股向上的氛圍。”頗有“全盤否定”的意味。

　　事后回想，孟凡強才突然明白，就在排管中心宣布之前，王寶泉已經知道了自己要去一個新的壓力更大的崗位，而且是別無選擇。孟凡強采訪徐玉英時，王寶泉就坐在旁邊聽，結婚22年，這是他第一次坐在一旁靜靜地聽愛人講他們的感情。徐玉英打發時間的辦法，除了看書、看報、看電視，就是一個人散步。她說：“我看報紙連征婚廣告都一條不落，你知道我有多無聊了吧。我也不愛逛街，也沒別的什么愛好，所以除了上班就在家待著。單位領導同事都很照顧我，他們也知道我的具體情況，所以每次寶泉回家，他們都讓我也歇幾天，好好陪陪他，我也挺感激他們的。”

　　作為妻子，徐玉英在料理好丈夫、孩子日常生活的同時，還兼任著“心理按摩師”的工作。“要是他們比賽沒打好，回家以后，我首先得裝輕松，但又不能刻意回避比賽這個話題，因為眼睜著事情就擺在這兒。一般情況就我問寶泉，是不是運動量太大了，傷又厲害了？是不是該調整一下？最后我跟他講，關鍵是你的心態，你要是緊張，心里要是沒根，那就肯定沒戲了。”

　　對于王茜，解壓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變化。“主要也是跟她聊天，但更多是哄著，不是商量和建議，畢竟她還是孩子。唯一要注意的是絕不能我自己先著急，唉，真是累心。”徐玉英說。

　　王寶泉最初是反對女兒打排球的。王茜上小學時喜歡上了排球，王寶泉堅持認為：“打著玩可以，別打專業。”但是王茜是個有主意的孩子，用天津話說叫“擰”，在父親的強勢反對下，她憑借天賦和刻苦從排球班練到體工大隊，再到天津二線隊，走上了一條專業排球運動員的道路。“某一天，王寶泉把王茜帶到天津女排訓練館，父女倆約定好，單練一次，如果王茜能練下來就進隊，練不下來該干嘛干嘛。那次上了很大的量，王茜硬是咬牙堅持了下來，王寶泉這才同意女兒進一隊。”

　　父-女和教練-運動員的雙重角色讓這個家庭承受了太多的壓力。王寶泉不想讓別的隊員認為自己對女兒特殊化，因此在訓練場上對王茜練得更狠，而王茜有了委屈和壓力既不能跟別的隊員說，又不能跟父親說，母親成為她釋放壓力的唯一渠道。王茜特別懂事，她腦子里始終有這樣的意識：不能因為自己導致父親和隊員們關系不好。有一個細節孟凡強記憶猶新：“王寶泉白天訓練完，晚上會開車回家。王茜完全可以在晚上坐父親的車一起回家，但是她不走，和別的隊員一樣住在運動員宿舍里。問起來，她就說：‘大伙什么樣，我就什么樣，不能給我爸找麻煩。’”

　　2010年全國女排聯賽，從3月14日天津隊客場落敗到3月21日主場奪冠，徐玉英這一周過得并不比丈夫和女兒輕松多少，陪著丈夫失眠，陪著女兒聊天，這一周她就沒怎么正經吃一頓飯。

　　最后的煎熬之后，冠軍到手了。賽后，王寶泉和王茜隨全隊去參加慶功宴，徐玉英說她一個人回到家，感覺心里說不出的難受，干脆自己去外邊散步消遣，“我這一星期真不知道怎么過的，我也說不出當時的心情。”

　　公布中國女排主教練人選這天，王寶泉關了手機，想趁去國家隊之前好好陪陪妻子、孩子。徐玉英的電話則響個不停，全是朋友、同事表示祝賀的。“大家都說我命好，丈夫、閨女多風光，多露臉。我就跟寶泉說：‘下次誰跟我這么說，我跟誰急，我讓他們試試我這種生活，這叫過日子嗎？’”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