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結束的柏林電影節上，《圖雅的婚事》(以下簡稱《圖雅》)獲得了金熊獎，導演王全安成為繼張藝謀、謝飛之后第三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圖雅》是王全安的第三部電影，前兩部是2000年的《月蝕》和2004年的《驚蟄》。

　　記者見到王全安時，他剛從西安回來。王全安煙癮很大，一枝接著一枝，不過思路清晰。在采訪過程中，他反復提到自己的電影要表達的是生活的常態。很自信，這種自信來自一個導演對原始創作的沖動，但他也有些焦灼，這種焦灼來自于對某種游戲規則的思考。

　　中國電影還有實力

　　《國際先驅導報》：這次柏林電影節上，有斯蒂文·索德伯格的《德國好人》 、羅伯特·德尼羅執導的《牧羊人》，可以說都是很有分量的影片。你覺得《圖雅》能勝出的原因在哪里？

　　王全安：主要是中國電影還有實力。歐洲電影節之所以在世界上這么有影響力，很大原因是它在對待藝術的態度上比較公平，雖然有好萊塢的大導演、大明星，但依然能把我們放在平等的平臺上來看待。另外《圖雅》表達的主題跟電影節的主題比較貼近，把人類在全球一體化與個人化間的沖突更貼切地展現了。

　　《國際先驅導報》：你好像對女性題材、農村題材比較關注。

　　王全安：其實我的電影是個人的一種愿望，首先我要講一個好故事，不能游離這些東西。這三部電影相對來說完成了比較好的空間轉換，講述了普通人是怎么感覺環境變化的：《月蝕》講城市，我們有錢了，生活就意味著不安全感，意味著變化；而《驚蟄》是講農村，農民不得不離開農村到城市，那么城市對他意味著什么，一定造成了變化；而《圖雅》是到了更遠的山區。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真正付出代價的還是農民，從某種意義來說，他們更代表絕大多數的中國。北京就很有意思，很多時候能看到馬車，這完全是兩個時空，你就能意識到這個東西其實離你很近。

　　不用先談“東方特點”了

　　《國際先驅導報》：這次《圖雅》獲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全安：得獎后，電影節主席最意味深長的一句話：“把這個獎給你這樣的人，是想讓別的中國導演知道，以后好好拍電影就夠了，只要電影拍好了，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過去我們在國外獲獎，就老有人說，這個電影表現了中國的現實生活。乍一聽是表揚，其實不是。我們的藝術在哪里？拍了一點生活你就滿足了？

　　頒獎的時候德國最大電視臺一個很有思想的記者問我，“我以前喜歡中國電影是因為是東方的，非常別致，跟我們的不一樣。但是看這個電影，我忘了是在看中國電影，我為電影中人物的命運起伏而激動。中國電影失去了東方特點，這是進步還是退步？”

　　我當時是太高興了，我終于不用先跟老外談東方特點，我們終于可以談關于生存、靈魂、永恒這些重要的問題了。

　　我們無法拒絕快樂

　　《國際先驅導報》：有人說：缺了張藝謀，還有賈樟柯，看來現在還要加上一個王全安。但也有人說，王全安拍藝術電影是沖著國外電影節去的。你怎么看？

　　王全安：我有一個時間表，跟得不得獎沒關系，一旦得獎變成了材料的運作、揣摩，那電影節就背離了我，如果這么弄下去，我可能就不喜歡電影了。過去藝術片的出路是去電影節，但有些信誓旦旦的東西在電影節是束手無策的，我為什么不去拍地下電影，我得跟各種強勢保持距離啊。電影節也是強勢，到了那你就魂飛魄散了，它也在梳理你，過濾你。

　　你必須把電影拍好看了，要有功夫。當思想家很容易，但是回到電影本身，你會頓時發現自己的無力，它需要牽涉到技術等基本的東西，也恰恰是最難的東西。所以我要說，那我們回到電影吧！電影是好的東西，電影最根本的是傳達快樂，只有快樂才能傳播，我們可以拒絕很多東西，但是我們無法拒絕快樂。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們也不必敵視電影節，中國電影就是通過三大電影節，才被世界所接受。其實這個責任并不在電影節，是在我們，在于我們應該給電影節提供什么樣的東西。

　　要有個人的尊嚴和視角

　　《國際先驅導報》：以后會不會像張藝謀一樣轉型去拍商業片？

　　王全安：張藝謀的影響力來自于藝術片的積累，這不是來自于商業片。商業片有另外一套學問，而且要求一點不少，專業素質上可能更高。我覺得我拍不好商業片，我沒有經過這種訓練，我也不是特別喜愛那種模式，也沒有這種愿望。我倒是有愿望把我的電影拍得更精彩，更吸引人，更繪聲繪色一點，吸引更多的人來看，這可能也是一種商業性吧。

　　《國際先驅導報》：你感覺現在第六代導演進入主流了嗎？

　　王全安：從先鋒，到成熟，再到主流，這是自然的進程。你如果該到主流的時候你不在主流，那怎么辦啊？第六代現在是剛接近主流，表達有了點力量，但不是成熟，只是個開始，還得要有三五年的發展。

　　一群人只發出一個聲音是有問題的，那樣大家可能都走到強權一邊去了。最好的藝術應該是個人視角，有它的價值、尊嚴。第六代找到了個人視角，個人表達在慢慢取得地位，有了一種可能性。不管哪一代人，他都是環中的一環。(記者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