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無疑是強悍的，強悍得足以令每一個走進影院之前還在摳摳搜搜地琢磨大盤走勢和房價拐點的人在走出影院之后都變身為怒字當頭的義士，哪怕這種變身僅僅只會保留十分鐘的時間。這就足夠了。好的電影并不僅僅是那種讓你感到“十分鐘年華老去”的大師范兒，能在劇終之后留給你十分鐘的天問、十分鐘的扼腕或者十分鐘的警醒的電影，哪怕它有穿幫的畫面和過于牽強的情節改動，也值得大贊。

　　個體與暗黑群體的抗爭在這幾年國內外的影片中都不算罕見，《狗鎮》里的出逃少女與邪惡的小鎮居民、《熱血神探》里的五好警察與控制了整個小城的“鄰里守望組織”之間的對峙都屬于這一類。然而上述這些作品中的個體與暗黑群體之間的抗爭因其特殊的表達策略(或投射為更廣闊的人性反思，或溶解進戲劇性的快感，或隱身于更復雜的隱喻結構)，并不會讓我們有變身為義士的沖動，更不消說《天狗》，它的抗爭性敘事完全被不恰當的煽情性鏡語消耗一空。惟有《盲山》，聚焦于一件殘酷事體完整的脈絡，既不放大，也不隱喻，既不戲劇，也不煽情，活生生地拿主人公的遭遇本身砸向銀幕，弄得你不做義士都不成。

　　很多人或許會覺得《盲山》雖然強悍，但從整體效果而言，不如李楊的上一部作品《盲井》。我自己也這么認為。但其實是沒法做比的。《盲井》畢竟改編自小說，而《盲山》從本子的構思、“田野考察”式的材料搜集過程和實地的拍攝經歷來看，更接近一部“真正”的紀錄片。

　　之所以用打引號的“真正”，是因為說到底，《盲山》還是一部經過了精心編排和良苦設計的故事片。李楊絕對不甘于把這部影片變成一部銀幕版的“法制在線”，他對這個作品作為一部電影在公民社會中所能起到的作用還是有著充分期待的。在這起拐賣婦女的事件中，李楊還巧妙地把其他的各種問題見縫插針地編織進了敘事的肌理之中：地方保護主義、基層官僚主義、亂收費、拖欠民辦教師工資、兒童失學……有一段對話設計得很精到，當村里的收費人員來黃德貴家收莫須有的養豬費的時候，收費人員不但對呼救的白雪梅不予理睬，反倒對黃德貴說：“這媳婦要拾掇，光說不頂球用。這跟收費一樣，要上硬的！”性的暴力與鄉村政治的暴力，就被這句臺詞縫合在了一起。正因為有了這些廣泛而有機的社會問題呼應點，李楊的《盲山》才沒有成為薩德的《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

　　不得不贊一下李楊控制敘事節奏的老練。一部除了幾小段作為環境音的秦腔之外沒有任何配樂，外景和情節均談不上復雜多變的電影很容易讓人犯困，但李楊不但沒讓人感到乏味，反倒讓人覺得簡單的故事發展線中自有起伏跌宕的“內波瀾”，這當然不是靠個別怵目驚心的暴力場景來實現的，它靠的是對各種敘事元素進行克制與釋放、提示與迂回、隱藏與爆發的控制，至少，很多在戛納電影節上看過這部影片結尾的人都這么認為。

　　有個朋友告訴我，他覺得《盲山》沒有《盲井》精彩的原因是，小煤窯里的很多潛規則我們都不知道，而拐賣婦女的報道在該片故事所發生的上世紀90年代初則遍布社會新聞，大家都“司空見慣”了。我突然覺得，這種看法也許是李楊沒有意識到的另一重“盲”。村里的人因為對買媳婦司空見慣而摧殘白雪梅，和一些朋友因為對社會新聞里的拐賣婦女案司空見慣而降低了對此片的情感回應是一個道理。

　　有意思的是，李楊本人在這部片子里別的角色不去客串，偏偏客串了影片開篇的時候那個操著蹩腳四川話的“吳經理”。一部由男導演拍攝的批判一個社會群體對女性犯下的罪孽的影片，批判者本人卻同時又飾演了作為諸惡之源的男性人販子，里面所包含的性別吊詭頗值得性別研究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