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2月12日電 中國觀眾為何總是對央視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寄予厚望卻又頗多責難？香港《文匯報》今天刊出鳳凰衛(wèi)視評論員邱震海博士的文章《春晚的成熟還是國人的成熟？》，對此現(xiàn)象進行分析。文章認為，春晚的成熟和國人內心的成熟，其實是兩個并行不悖的過程。如何還春晚以春晚的本來面目，是春晚節(jié)目組和國人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標。

　　文章轉載如下——

　　　零八年春節(jié)在中國各地的冰天雪地中開始，中國中央電視臺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也在觀眾和網(wǎng)友的眾說紛紜甚至責難、痛罵中結束。多少年了，央視的春晚節(jié)目中承受著來自全國觀眾的厚望與壓力，也在全國觀眾越來越挑剔的口味中艱難地堅持著，幾乎到了勉為其難的地步。

　　中國人的盛典和共同空間？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除夕之夜觀看央視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已經(jīng)成為億萬中國人在吃年夜飯之余的一種集體觀賞和消費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央視的春節(jié)晚會，幾乎承擔了西方具有宗教色彩般的盛典的功能。對經(jīng)濟剛剛起步、社會剛剛轉型，電視機剛剛進入家庭，而個人的觀念和行為又處于彷徨和適應期的中國人來說，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就像維系十幾億人口的一種奇特現(xiàn)象延續(xù)了下來。無論有多少人對此不滿，也無論有多少學者指責其將中國春節(jié)文化“工具化、舞臺化和政治功能化”，相當部分的中國人還是愿意在除夕之夜守在這一晚會前，希望這臺晚會給自己帶來除夕之夜的快樂。

　　　從這個意義上說，央視的春晚已經(jīng)成為中國人一年一度的共同盛典乃至透過大氣波得以連接的共同空間，一如西方的新年音樂會和每周的教堂禮拜，雖然其間并沒有多少宗教的色彩。從一個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開放處于起步階段的東方民族來說，這一共同的消費習慣本身無可厚非。至于某些學者認為春晚改變了中國傳統(tǒng)春節(jié)的內涵，其理由多少有些牽強。當然，春晚如何適當減少政治說教的成分，以更多的文化內涵替代歌功頌德，確實也是題中之義。

　　責難春晚：內心的依賴和不自由？

　　　但筆者在此想特意指出的是，為什么國人會對央視的春晚寄予如此厚望？多年來國人對春晚為什么又如此責難？其間除了作為起步階段東方民族人們的共同觀賞行為之外，還與國人內心對某些外在因素的依賴和內心的不自由有一定關聯(lián)。實際上，當人們將除夕之夜的快樂寄托在央視的春晚節(jié)目上時，其實是折射了國人內心世界對某些因素的依賴情緒—這些因素可以是除夕之夜的春晚，也可以是團體和權力帶來的安全感—其本質則是國人內心世界的不自由。

　　　十九世紀的中國文化名人辜鴻銘曾寫過一本題為《中國人的精神》的書，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具有三大特征，即深沉、博大和淳樸(deep, broad and simple)，中國人乃用心靈去感受世界，因而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一種像孩子一樣的生活，以致他們在生活方式的許多方面，竟是那樣的簡單和淳樸。辜鴻銘認為，有鑒于此，中國人雖然靈敏，但卻缺少精確性，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因此，當西方人在日本居住久了，往往會厭煩日本，而在中國居住久了，則會越發(fā)喜歡中國。

　　　其實，辜鴻銘所說的心靈的生活，就是中國民族性格中的感性一面；而正是感性的一面，使得中國的國民性格顯得可愛而缺乏理性思維的傳統(tǒng)。再加上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化中長期缺乏對個人內心自由和獨立的引導，尤其是這一傳統(tǒng)適逢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轉型的起步階段，因此就導致國人在尋找個人價值取向的過程中，習慣性地依賴于某些外在因素，并以此作為依托。

　　崛起期：如何不再僅僅感性？

　　　因此，春晚的成熟和國人內心的成熟，其實是兩個并行不悖的過程。如何還春晚以春晚的本來面目，恐怕是春晚節(jié)目組和國人需要共同努力的目標：從春晚節(jié)目組而言，眾口難調固然是事實，但適當減少赤裸裸的說教則是題中之義；而從國人心態(tài)來說，春晚應只是除夕之夜眾多滿足個人需求的形式之一，完全不必過分看重。

　　　更重要的是，心靈的生活(辜鴻銘語)和感性使中國的國民性格充滿淳樸與可愛，但對于一個處于所謂崛起期的民族來說，僅僅的感性顯然已經(jīng)不夠；保持東方文化集體行為模式的同時，擴展公民的內心獨立和自由，也是在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多元過程中，每個個體應該注意的環(huán)節(jié)。(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