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息影

　　巔峰時期突然金盆洗手

　　“壟斷是影視業倒退的罪魁禍首！”

　　縱觀鄧建國的“三起三落”，記者始終有一個疑問，為何鄧建國會選在2002年事業高峰期突然退出影視界？為何自那一年之后，眾多民營影視公司如中魔咒般紛紛沒落？對此，鄧建國一言以蔽之：“2002年是我的轉型，也是影視界的轉型，因為那一年電視臺正式形成了統一購片聯合體，也就是地域性壟斷出臺了。這是這些年影視界最大的倒退。”

　　統一購片究竟有多大威力，鄧建國舉例說，“拿北京為例，北京有三個臺，上海有四個臺，也就是說僅在北京、上海我就有七個售片點。由于各臺之間存在競爭，他們往往在沒有開拍之前就付預付款，所以我一點都不愁銷路，拍片的熱情度也很高。那時候我的成功不是能力問題，而是開放的市場給了我們機會。”然而，一旦同一個地區各個電視臺成為購片聯合體，鄧建國等影視制作人就從“面對幾個競相討好的買家變成面對一個牛氣沖天的買家”，“獨家生意真的很難做。當時我賣《康熙微服私訪記》第五部時簽的那個合同簡直就是霸王條款：首先，你的買家只有一個，不賣拉倒；其次，買片價錢不寫明，以前我們在北京賣片大概是六萬到八萬一集，人家還搶著要，但從2002年開始，頂多給兩萬；第三，不寫明付款時間。他們很了解民營影視公司的心理，一部電視劇盈利的主要目標市場就是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如果這些地方堵死了，你就沒生路。”

　　除了賺錢越來越少，壟斷還帶來一個更要命的惡果，那就是電視臺盜播劇集、拖欠制作公司款項：“現在電視臺買片，款項長則可以拖四五年，短的拖兩三年，至今我還被十幾家電視臺拖欠了好幾百萬元。以前只要有電視臺拖欠款項，我們下次大可以不賣片給這個臺，現在誰也不能得罪了，得罪一個人就是得罪一個市場。”

　　最近鄧建國因《格格要出嫁》被盜播要狀告央視，他的內心一直很矛盾，“我不想得罪央視，告了央視之后，我是否還能賣片給央視？《康熙微服私訪記》最火那段時間多少電視臺都在盜播，但最后都私底下和解了。但我實在不想再做縮頭烏龜了，這是屬于我的權益，我為什么不能名正言順地討回來？”

　　對“聯合購片”這一體制，鄧建國深惡痛絕：“當影視圈在生產這一環節就把血脈切斷時，整個影視生態也就被破壞了，沒有制作公司給你提供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你哪來的廣告收益？統一購片其實就是影視行業的倒退，也是這個行業繁榮昌盛的最大障礙！”

　　傷心離穗

　　回歸影壇卻在廣東受挫

　　“　今天的廣州已經不是我昔日認識的廣州了。”

　　經商失意的鄧建國，2004年曾忍不住寂寞重操舊業，那兩年，他試圖拍攝《俏黃蓉》、《星空》等影視劇，但最終這些劇集都未能成功面世。對此，鄧建國只能收拾行李再度離開：“我真的不想離開廣州，我對廣州是很有感情的，1991年我帶著1000元錢來廣州，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廣州人借了我500塊錢讓我生存了下來。改革開放初期廣州的那種包容、對外來人士的接納，勤勞吃苦的精神，不張揚的個性讓我深愛廣州。當年，流行音樂、電影、電視的搖籃都是在廣東，我覺得我來對地方了。但是，今天的廣州已經不是我昔日認識的廣州了。”

　　說起離穗細節，鄧建國談道：“一是廣東審查機構的死板和官僚。廣東影視審查機構某些人為因素給我制造了很多障礙。一部投資幾百萬的電影，因個別無傷大雅的鏡頭而被一些濫用職權的人抓來窮追猛打，最后導致影片流產，像《星空》被‘槍斃’的理由居然是有一個‘塑料槍’的鏡頭；而《俏黃蓉》則因出現了一個避孕套而被扼殺。這個官員的先生是寫劇本的，她曾經兜售她先生的劇本，我沒有接受，她就懷恨在心。二是廣東有關部門對我們的扶持已大不如從前，幾年了，不僅對文化創意產業不聞不問，稅率還越來越高。比如我拍一部戲投資一千多萬元，按比例我要交100萬元的稅，但以前有成本抵算，我賣不出去這個稅也就相應減免。現在的狀況是，那部戲我們一分錢沒賺，但仍然要交100萬元的稅，拍戲成了賠錢的買賣，我們這些影視制作人也就不敢輕易拍戲了。”為此，鄧建國曾試圖繞開廣東，到其他省份拍攝、審核，“在其他省份進展特別順利，當地政府不僅免稅，還給我經費補助，但沒想到某官員仍能找到那個省份的審片機構，并揚言要告他們，最后這部作品也因此夭折。”

　　鄧建國認為浙江、新疆等地的影視發展環境倒顯得無比寬松，“他們不僅鼓勵影視制作者去當地發展，還送別墅、撥款補助，所以以前影視圈是以廣東為中心，現在都分流到全國各地去了。”記者 章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