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講壇》一直追求通俗地講史、講經典。“通俗”帶來了收視的奇跡，也帶來了被學術界認為的“庸俗”結果。《百家講壇》主講人規模龐大的“粉絲”群以及他們的簽售奇觀，都遠遠超出了很多學者的傳統經驗和想象。易中天、于丹們被稱作學術超男超女，讓一些學者感到憂心忡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認為學術明星們在講壇上糟糕的學術表現，已使《百家講壇》變成了一個誤人子弟的秀場。當一個電視節目被置于一種道德壓力之下時，由盛轉衰似乎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就《百家講壇》的學術明星們而言，當他們已通過《百家講壇》賺到了足夠滿意的金錢和知名度后(要知道，《百家講壇》走紅的三年，已誕生了多位千萬富翁和更多的百萬富翁)，誰會愿意將自己一直置于被同行排斥的境地中呢？如今《百家講壇》收視下降，導致的結果或許將加快學術明星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的步伐，《百家講壇》如果沒有真正“突破禁忌”的話題出現，收視持續下降將無法避免，哪怕是那些當初批評于丹們的學者臨危坐鎮，結果也將是同樣的無法挽回。

　　事實上，《百家講壇》的興衰不過是電視節目發展的自然規律。即使《百家講壇》停播，它也有比大多數欄目值得夸耀的資本，作為一欄文化類節目，它點燃了民間對歷史和傳統經典的興趣，而在過去，觀眾的這種愛好和興趣是被長期忽視或者是被漠視的。在《百家講壇》出名之前，國內幾乎沒有一檔長壽的講解歷史人文的文化類品牌節目，收視率的壓力讓電視臺更愿意花財力物力去制作“超女”這樣的熱鬧但缺乏營養和深度的娛樂節目。在《百家講壇》走紅后，電視臺發現了喜歡歷史人文的觀眾大有人在，于是各電視臺蜂擁而上，按《百家講壇》模式照方抓藥。雖然歸根結底脫不了膚淺的動機——流行什么做什么，但由此形成的“講壇潮”對整個社會讀史熱的興起功不可沒。

　　《百家講壇》的幾位大牌明星閻崇年、易中天、于丹都曾引發了廣泛的爭議，不論爭議的結果如何，爭議本身是值得肯定的。過去關于學術的爭議更多是停留于書齋或者是私底下、小范圍，由于《百家講壇》的影響力和傳播力，學術爭議的公開性與廣泛性大大提升，草根學者的參與更是顛覆了公眾對傳統學術權威的盲目崇拜感，而這些正是學術進步真正稀缺的推動力。起碼在這種爭議氣氛中，很多人可以矯正對歷史的觀點和態度，偏聽則暗兼聽則明，中國歷史向來是一部充滿殘缺或是刻意美化的歷史，要想接近歷史真相，充滿爭議永遠比沒有爭議要強得多，《百家講壇》引發的爭議的價值也許遠遠大于它作為一個電視節目本身。

　　《百家講壇》的走紅是整個中國文化類電視節目悲哀的縮影，《百家講壇》的降溫則是另外一種悲哀的表現。在國外，像美國有國家歷史頻道、國家地理頻道等專業從事文化類節目的非盈利電視頻道，制作了大量的人文類紀錄片，長期致力于保護與推廣歷史文化，話題與觀點涉及廣泛。而反觀中國，很多觀眾對歷史的知識，竟然是靠歷史戲說劇來獲得的。《百家講壇》走紅在于話題的新穎與表達的新潮，對習慣于戲說或是根本沒有習慣于熒屏讀史的觀眾來說，稀缺自然導致吸引。現實是，在中國很多人文類節目都被收視率這道坎卡得不得不媚俗，變著法兒地迎合觀眾的趣味，甚至是不太高級的趣味，迎合的副作用就是觀眾越來越不好迎合，《百家講壇》搭上了收視率這趟快車，終點注定只能是死亡。本報記者 吳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