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完了《我的團長我的團》(以下簡稱《團長》)的最后兩集，這兩集的點睛之筆串起了我21天的觀賞體驗，理清了紛繁復雜的思緒。《團長》在考驗我們的審美耐心，除了每晚十二點準時守在電視機旁所付出的身體上的煎熬，更是被劇中的人物命運和故事走向所“煎熬”。這雙重“煎熬”隨著電視劇畫上完美的句號而被解脫了出來。盡管在審美過程中，也感到稍欠緩慢的節奏和過分刻意的臺詞，但是，瑕不掩瑜，《團長》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描寫戰爭題材的電視劇。

　　“我要回家，回到一個能夠安放一張書桌的家”。《團長》以新的視角闡述了殘酷戰爭環境中人性的張揚。虛構的故事還原了一個特殊的情景，給了一群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一個靈魂的歸屬。看完全劇，你一定會對這群小人物充滿同情之心，擦干眼淚，心中油然生騰起對這批小人物的由衷敬意。

　　“原本只要堅守兩天的戰斗，我們堅持了三十八天，直到奄奄一息的那一刻，竹內連三只要派一個士兵就足以消滅我們。”當看到“炮灰團”幸存下來的戰士相互依靠，準備與日軍同歸與盡的畫面，我的眼睛濕潤了。耳邊又響起龍文章團長的那句話：“我們現在在為誰打仗？”他的這句話也使我明白了“炮灰團”的真正涵義，孟煩了朝著龍文章說的那句話是最有力的解釋：“你騙了我們不該有的希望，明知道輸還想贏。”戲的結尾處，湖南兵不辣說：“回家后我給你們唱戲，打仗一點也不好玩。”當片尾打出“60年后”的字幕，84歲的孟煩了對著觀眾說：24歲打了這場博命的仗，在垂老的記憶里留下了一段值得回憶的歲月，這段記憶留在了南天門，留在了這里，我要回家了，白菜豬肉燉粉條是我現在最喜歡的菜，我已經聞到了菜的香味。

　　“白菜豬肉燉粉條”這場戲是電視劇開場戲中的經典，由這道東北菜肴不僅會使人想到“九一八”這個刻骨銘心的日子，當來自東北的迷龍親自烹飪這道東北菜時，同時響起了那首《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旋律，此時此刻，你就不難理解在電視劇的結尾處又一次點到了“白菜豬肉燉粉條”的寓意所在。在國仇家恨面前，這些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所激發出來的“野獸般”的瘋狂是難以阻擋的，這也是這群“炮灰”能夠在逆境中堅持了三十八天、頂住了日軍瘋狂反擊的動力所在。龍文章對美國援兵說：“我可以把生命交給別人，這多么省事，可你別把我的生命當成牛糞。”“炮灰團”創造了“南天門”生死之戰的奇跡，挺起的是民族的脊梁，維護的是中國人的尊嚴。燒傷了臉龐的特務營營長張立憲懷著對虞曉卿遲遲不派兵增援的失望之情，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活到今天不就是依靠這張臉面撐著？現在面對‘炮灰團’，我們臉面丟盡，無臉再見江東父老”，然后開槍自盡。

　　到底應該以怎樣的審美心態欣賞《團長》？我想起了美學家姚斯的一句話，“期待視域是接受者在接受作品前的定向預期”。所謂定向預期是指這種預期停留在以前的審美體驗和生活經驗中。對于導演康洪雷和編劇蘭小龍來說，《士兵突擊》必然成為了觀眾在觀看《團長》前的審美定向預期，這種預期造成了觀眾在接受新作品時的障礙，有的觀眾在與作品的審美撞擊中“敗”下陣來；有的觀眾卻在與作品審美撞擊中突破了預置的心理結構，把審美活動推向新的審美境界。這就是每一個接受者應該具備的審美心態。

　　對這部反傳統的另類戰爭片，我們不應該被以往審美定向預期所束縛，而應換一個審美視角去欣賞。劇中的人物帶著缺陷、萎靡不振，他們郁郁寡歡地活著，又心甘情愿地去死。豆餅用雙手死死緊抱重機槍，勇當迷龍槍架的場面是那么的震撼人心，連從不把這些“炮灰團”放在眼里的正規軍特務營營長張立憲也驚呆了。這部電視劇精心雕刻的細節真實地打動了觀眾。正如導演康洪雷所說：劇中人物“沒有口號，只有活著”。在“活著”這樣一種簡單質樸的生命信仰中，在對人物近似原生態的“本色”表現中，愛國主義的情懷得到了本真而自然的流露和展示。

　　《團長》已經成為當下最值得爭論的文化話題之一，有爭論并不是壞事，這對提高觀眾鑒賞水平是大有好處的，現在的電視文化并不缺少快餐，而是缺少值得咀嚼的藝術。

　　針對四家衛視之前爭先恐后的“惡播”，我以為千萬不能就此一播了之，虎頭蛇尾，播出后更需要加強評論和引導。對于這樣一部作品，文藝評論家不應該失語，這也是職責所在。其實，最初我也有進戲慢的同感，為此寫過一篇評論《〈我的團長〉在考驗觀眾的審美耐心》，隨著劇情的發展，這種想法得到了改變，還是這個觀點，看這部電視劇要多一點耐心，有了這種耐心，堅持到底，我堅信《團長》會使你得到一種全新的審美體驗。

　　本報特約評論員 吳為忠